第五九回蒋介石挂帅北伐吴佩孚兵败两湖（上）

    话说蒋介石登上了国民党权力顶峰后，广东的局势得以相对稳定。但是，就全国来看，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是时，全国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为基地，并将势力扩展到关内，占有北京、天津、山东数省和直隶的北部，控制着京奉、津浦和京汉铁路的北段，拥兵三十万，势力最为强盛。二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国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占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南部，控制着京汉路的南段，拥兵二十万。三是原属于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和上海市，控制着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拥兵二十万。此外，还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贵州的袁祖铭等地方军阀。各派军阀交错盘踞、分离聚合；时而彼此攻杀，时而沆瀣一气。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搅扰得乌烟瘴气，战火连天；致使百业凋敝，生灵涂炭。

    由于大小军阀的胡作非为，激起各地民怨沸腾，怒气冲天。中国共产党乘势而起，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到工厂、矿山、学校、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推翻基层地主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呼声遍布大江南北。1926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广东革命政府举行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全力支持广东政权出师北伐”；“在北伐军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奋起接应”。随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催促并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号召全国工农民众“一致努力，支援北伐；驱逐列强，铲除军阀”。

    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西方列强十分惧怕南北革命势力联合起来，推翻北洋政府。于是，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极力促成直、奉军阀抛弃前嫌，实现合作，以消灭“南北二赤”，扑灭国民革命的火焰。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和直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艰苦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京津地区，放弃河南，退往绥远。

    与此同时，湖南政局发生突变，原省防四师师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与广东政府取得联系后，起兵驱逐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占领了长沙，宣布代理湖南省长。吴佩孚闻变，与张作霖在北京会谈，决定在政治上推倒段祺瑞，支持胡惟德组建摄政内阁，以维持北洋政府现状；在军事上南、北两面出击，奉军继续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而由吴佩孚率兵杀向湖南，并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其他地方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政府。

    吴佩孚大军压境，湖南又一次成为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双方激战半月，唐生智孤军难支，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伐之”；决定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并命令第四军立即出动两个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向湖南挺进，从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首倡，报请孙中山同意后，从工人纠察队和黄埔军校中抽调共产党员组成的元帅府卫队，编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管辖。孙中山去世后，周恩来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抽调大批党、团员骨干，在肇庆组建了第四军独立团，委派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是故，叶挺独立团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

    1926年6月底，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7月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称：“此次北伐之目的在于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盖因近年以来，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国、日本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欲攻击广东革命根据地。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乃出正义之师，以期外抵列强之恫吓压迫，内除军阀之祸国殃民。”

    是时，广东国民政府拥有八个军，计十万兵力。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北伐军总司令部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建议，制订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两湖，消灭吴佩孚；同时分出两支部队钳制江西、福建之敌；而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相机讨伐张作霖。

    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党、国民政府各要员及五万多军民参加。会场上战旗猎猎，枪炮簇簇，军威雄壮，声势浩大。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蒋介石授帅印，吴敬恒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帅旗。蒋介石身着元帅戎装，神情庄重，发表就职演说：“中正今兹就职，敬谨誓以至诚，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服从政府之命令，努力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苟利党国大业，完成国家统一。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日，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省港大罢工，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北伐战争；并迅速组建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随后，又动员了数万农民为北伐军运送物资。

    是日午后，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调其去上海工作。当即打电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闻信赶往黄埔军校，为周恩来送行。二人一番叙谈后，又相约去蒋介石处辞别。蒋介石一见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来访，立即起身，笑脸相迎，并命侍卫沏茶招待。蒋介石捧杯敬茶，道：“昨日偶得龙井新茶，今天正好用来待客。”毛泽东接杯在手，笑谢道：“半壶清泉煮乾坤，一叶香茗品人生。以茶为媒话天下，万事都付笑谈中。”蒋介石笑道：“毛先生好文采、好雅兴。只是北伐在即，二位高才光临，必有指教。”周恩来道：“指教谈不上。我是特来辞行的。黄埔三载，承蒙蒋校长多方关照，临别之际，特表谢忱。”蒋介石惊讶道：“恩来何往？”周恩来道：“刚接我党中央通知，明日即赴上海工作。”蒋介石道：“不可，不可。恩来乃青年才俊，机智多谋，还望继续留在黄埔，以助我一臂之力。”周恩来道：“共产党员纪律严明，服从组织决定，义不容辞。再说，蒋总司令身边谋士如星，猛将如云。我乃无名小卒，留下亦无大用。”蒋介石又转向毛泽东，问道：“毛先生也去上海吗？”毛泽东笑道：“我不去，继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执教。”蒋介石道：“可惜。毛先生智慧超群，文笔新颖，留在农讲所太屈才了。毛先生如果愿意，可来总司令部，帮我处理文秘工作。”毛泽东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请蒋总司令见谅。”蒋介石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敢问毛先生，对此次北伐有何高见？”毛泽东笑道：“蒋总司令亲率十万正义之师，讨伐乌合之众；此行必能扫荡群雄，统一中国。”蒋介石闻言大喜，禁不住小器易盈，脱口而出道：“强者为王，胜者为尊。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有枪又有军队，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谁就拥有了中国。”毛泽东淡然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非也。在中国的版图上，大城市只是几个小点，而广阔的农村才是庞大的面。这就好比下围棋，点小面大，城市处在农村的包围之中，此乃基本事实。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谁能赢得农民的拥护，谁才能真正拥有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平均地权，要使耕者有其田，可谓是高瞻远瞩。”蒋介石听罢，随声附和道：“孙总理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毛先生深谋远虑、深谋远虑。”毛泽东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农民者得中国。”蒋介石是个刚愎自用之人，对毛泽东的论断不以为然，反驳道：“不对吧。我是军人，我以为得天下必须靠武力。现代战争中，飞机、军舰、大炮、铁甲车，乃四大法宝。有此四宝，方能征服天下，一统河山。”毛泽东回敬道：“我是教员，拥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我的四宝能战胜你的四宝。”蒋介石冷笑道：“那就战场上见。”毛泽东起身告别，道：“好吧。总司令，我们战场上见。”周恩来握别道：“戏言，戏言。蒋校长，我们后会有期。”蒋介石虚与应酬，送出门外。望着毛泽东、周恩来逐渐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心潮涌动，一丝轻蔑之意浮上嘴角：“两个书呆子。日后，若果真兵戎相见，必为吾所擒也。”后人有诗论此次会谈曰：

    香茗一杯巧相逢，纵论天下志不同。今夕书斋口舌斗，他年疆场龙虎争。

    次日，蒋介石下令，第五军留守广州；第一军大部开赴汕头、梅县，对福建实施警戒；第七军出桂林，向邵阳开进；第二、三、四、六军，出广州、韶关，向衡阳挺进。命令颁发，各路人马纷纷出动。但见兵车辚辚，战马萧萧；红尘滚滚，军旗飘飘。钢枪大炮映日生辉，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北伐军主力所过之处，各地民众箪食壶浆，全力支援，故而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向前。而此前，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早已攻占攸县，打开了北伐通道，并与衡阳的第八军结成牢固防线，稳定了湖南战局。待北伐主力赶到后，唐生智指挥大军，兵分四路，向长沙逼近。其时，长沙守敌不足万人，由吴佩孚新任命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坐镇指挥。叶开鑫贪生怕死，闻讯北伐军声势浩大，即率领家眷弃城逃跑。湘军不战自乱，惊恐万状。北伐军大炮一响，湘军纷纷开城投降。长沙城未经血战，顺利攻克；其下辖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益阳等县城亦望风归降，不战而定。北伐军初战告捷，乘胜收编残敌三万余人，队伍迅速扩大。湖南战局，轻松扭转。

    长沙被克，全国震动。北伐军信心大增，斗志高昂。相反，那些心存观望、左右摇摆的小军阀、地方势力则相继倒戈，开始投靠革命阵营。贵州的军阀袁祖铭当日即致电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归属革命军行列，参加北伐。蒋介石立即回电，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其手下的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并命令九、十两军立即出动，扫荡湖南西部各县之残敌，配合主力军继续北上。

    8月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连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首先将收编、投诚的湘军组建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军，使北伐主力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人；并发布孤立吴佩孚之通电，宣布“凡北洋军将领，能临阵倒戈，率部归来者，即可视其所带人马之多少，委以军长、师长之职”。接着，李宗仁在会上提出建议：“乘吴佩孚各部南北疲于奔命之际，用速战速决之策，将敌援军各个击破，主力直捣武汉，则可进窥中原，收复京津。亦可沿长江顺流东下，进击孙传芳的东南五省地盘。”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完全赞成李宗仁的意见。蒋介石发言指出：“全力攻打武汉，实为良策。但必须防范孙传芳从背后突然袭击。”会议一致认为，要做好孙传芳的工作，争取其暂时中立，以确保主力北上，而无后顾之虞。

    次日，根据“打吴防孙”的战略思想，蒋介石向孙传芳发出电报，劝告孙传芳“勿受吴佩孚之伪命，勿扰我革命根据地”；并进而希望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东南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孙传芳当即回电，一再表示“中立”，其意“只是保境安民”。但他却密切注意动向，暗中部署兵力，并命其在福建的周荫人部向广东边境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