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波还是客气地问道：“是您孙女还是……？”

    老奶奶上下打量了崔国波一会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老人机，说道：“给，把你的号码存上去。”崔国波当然婉拒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也在找结婚对象。”老人不依不饶，忽然这么说，崔国波以为遇上了疯子，赶紧抬腿快步离开，从村头走到村尾都不敢回头。

    不过，边走还边被路边几位聊天的大妈“搭讪”——她们看了崔国波几眼，同样开口问道，“小伙子，有对象没？”

    一起来的同事开玩笑道：“崔科，你年轻，还是很有市场的。”

    崔国波白了他一眼，这名同事便转换话题说道：“崔科，我以前来过这个村庄。也曾算是宁静祥和、日子悠闲自在的。”

    “这边的人很会生活，日子能对付着过，就不去找罪受，钱多钱少无所谓。每家每户都有个菜园子，河滩边上的香瓜不知是谁种的，过路的人都能随意摘了吃。”

    只是如今，崔国波发现村里早已看不到任何绿色植被，到处都是黄土以及废旧家具。

    虽然还住着人家，却都不像是在过日子，感觉更像是所有人合力攥住一个大筹码，找准机会下注，赢了马上就走。

    原来是确定拆迁的消息和新的补偿政策一出，村民全部如梦初醒。被生活盘算了大半辈子，终于有机会挺起腰杆盘算生活了。

    新的补偿方案比原先确实好多了，相关资产有补偿，即便一无所有，只要是这里的户口，按人头有一个算一个。

    拆迁款下来还能低价购买安置房，大致人手一套房还略有结余。

    村民不再有生命更迭、沧海桑田的伤感，先前的喜怒哀乐好像都变成了皆大欢喜，人人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就算是拾荒的老人，都哼着小曲。

    拆迁开始了，所有人看起来似乎都是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堂而皇之通过婚姻增加人头，获取更多拆迁款；平时被嫌弃的独居老人，顿时有了用武之地，在子女眼里，全都成了移动的房产。

    大家都觉得，这是上面认可的、最为合法有效的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只要领个证就是真金白银，感情值不了几个钱，真假无所谓的。”

    只要崔国波同意，就能和他们其中某个不限年纪的女性领证，拆迁款一下来，就能得到10万块钱，“在领证前，提前签好协议，没有任何纠纷，钱到就离，当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闹剧一幕连着一幕。

    林婆婆80多岁了，身体有病，腿脚不便，走不了几步就会卧床休息，守着从一而终的古老思想为亡夫守寡30多年，育有两儿一女。

    儿子们都住在城里，平日只有女儿偶尔回家探望，日常都是邻居在帮衬。

    原本已被儿子儿媳冷落了几十年，因着拆迁，儿孙们忽然就孝顺起来了，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水果、足浴盆，大包小包地提回家。

    同时还主动去给林婆婆的老伴上香从前，他们总是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没必要去走那些形式，都是让林婆婆自己去的。

    过了没几天，儿子儿媳便故作懊悔，“妈，说来我们也是不孝，没有顾忌到您的感受。以前您自己没想找老伴，我们从情感上也难以接受，毕竟谁都知道你们感情好。”

    林婆婆心里明白，却不作回应，儿女们便直接挑明：“给您找个老伴吧？少年夫妻老来伴，哪怕只是说说话也行，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做子女的在外也会放心很多。”

    林婆婆这才搭话：“都要死的人了，找个老头一起躺尸还是怎么的？这些年我生病，跌倒的次数都数不过来，有几次是你们送我去的医院？那时你们好像很放心。”

    儿子们强忍住怒火劝说林婆婆：“就是办个手续而已，您不喜欢，人都不用来，各过各的，至少名义上您不再是一个寡妇。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多难听的话。”

    林婆婆怒道：“我一个80多的老寡妇难不成还去偷人不成。各过各的，吃饱了撑的去办手续。”

    其中一个媳妇生气地说道瞎：“给脸不要脸，人家父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你倒好，求你签个字而已，还摆臭架子。”

    “只找个老伴，就能多分一套房还有几万块钱，就算你还有点用。你太自私了，老头都死了几十年了。”

    林婆婆也不生气，拄起拐杖踉跄着出了门，一步一回头，见人就念叨：“是我没教好儿子，哪有脸去要求别人的女儿要讲孝道，强求了。你们得给我作证，我从来都是清白的。抚养子女成人，送老头上山，苟活至今，没有哪次亏着良心交换。”

    “老不死的才能理解不中用的，眼睛哭瞎了都无济于事，现在的人目空一切，寿料（棺材）备在楼上，遗照都框好了，还要把脸涂成一个猴子屁股，穿着花袄子去拍结婚照……”

    当然，也并非所有老人都有林婆婆那般硬气，受得了辱骂，也熬不住道德绑架。

    左耳进右耳出的，又经不住哭哭啼啼，最后全成了子女的提线木偶，连哄带骗，都得拉上台面。只要是鳏夫和寡妇，不论年纪多大，都在拉人结婚，未婚男女就更别说了。

    88岁的彭爷爷硬是被儿子背去了民政局，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办了一张结婚证。

    张峰听到这里，心里又是一番感慨，小说里写的东西，也比不上生活中的脑洞大开。

    有一个“钉子户”的儿子是市政府某科的科长，他要价很高，又四处找熟人给征拆办的人打招呼。

    这户人家附近的居民知道情况后，都眼巴巴地盯着：一旦给了这户超出政策的补偿，他们就会要求同等对待。

    遇到这种情况，有些领导肯定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个好好先生，偷偷给这个科长家一点其他名义的补偿。

    让崔国波心里佩服的是，征拆办主任并没有同意这样做：“同样的政策，别人能签，为什么他不能签？不给他吃点亏，别人就以为我们是‘看人下菜，柿子捡软的捏’。”

    征拆办主任当然有他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