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最终“力排众议”,拿出了一份支持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言。他向人民党申请,想通过人民党的渠道向日本喊喊话。

    陈克看完之后想起件事情来,历史上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要给日本制定新宪法。一开始美国还挺客气,让日本人自己修改了之后美国觉得差不多了就通过。没想到日本人呈上来的新宪法中,就是把几个修饰性的形容词改了改,宪法内容一概不动。

    这次也没什么变化,裕仁的想法里面根本不是要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支持裕仁恢复最高权力。在发言中,裕仁表示,如果他重新得到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所有最高裁决权之后,他可以考虑承认这次“昭和维新”的大部分正当性。

    “这家伙觉得北一辉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是干什么的?”陈克忍不住问尚远。

    尚远看完之后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原本还觉得陈克设想的那个世界毁灭一样的摧毁日本计划,看着挺吓人。瞅完了裕仁的发言,尚远突然觉得用这方法毁灭包括裕仁在内的日本上层,也不是多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但是此时尚远不能跟着发狠,他笑道:“文青你原来的意思是随便敷衍一下裕仁,就把他给送回日本继续关禁闭。现在怎么又开始对他上心了?”

    陈克有点无奈,“我本来知道他就是这种货色,不想自找麻烦。不过既然我已经插手了,那就不能再混过去。要是我对此敷衍了事,北一辉同志怎么想?”

    尚远开起了玩笑,“北一辉同志或许觉得咱们在干涉别国内政吧?”

    陈克答道:“到这时候,咱们就说咱们不干涉别国内政,这谁也不信啊。既然如此,不妨试试看。”

    “怎么一个试试看?”尚远觉得陈克只怕有些自己的想法。

    陈克拿出一张纸递个尚远,上面写了一段话:

    第一条: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第二条:

    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

    第三条:

    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第四条:

    1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

    2天皇可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国事行为进行委任。

    ……

    看完之后,尚远有点哭笑不得的问陈克,“你准备让裕仁接受这种宪法么?”

    陈克慢悠悠的答道:“按照现在的局面看,裕仁迟早都得承认这个宪法。与其让别人发布,逼迫裕仁承认,还不如让裕仁自己颁布。这对大家都好,如果裕仁自己做出这种决定,我们甚至可以帮他一下。他在乎的是不能取消天皇制,而且不能过度限制天皇的权力。我们就帮他把这件事给做了。如果能够办成,北一辉同志也会高兴的。”

    “你让谁来当说客?”尚远一面继续看文件,一面问。

    “河北省委书记卓先圣同志,你觉得怎么样?这位同志在台湾主持土改的时候,工作相当的出色。斗地主的时候,原则把握的很坚定,手腕也高的很。”

    尚远放下的文件,“我很久没有直接接触政务,这些同志了解的也很少,这事情还是你来决定。”

    “没什么特别要决定的,只是现在也是临时调人而已。对待裕仁这样的家伙,有时候说道理很难说通。”陈克也觉得颇为遗憾的。

    历史上裕仁依靠昭和军阀掌握了权力,可发动二战之前,这家伙担心失败之后被清算,想方设法的将自己隐藏在幕后。二战结束之后,他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被清算,对待麦克阿瑟跟太监伺候皇上一样。每天早中晚三次,冲着麦克阿瑟所在的方向三鞠躬。这才博得了麦克阿瑟的欢心,放过了裕仁一马。

    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失势被调回国内。他请裕仁来送送他,结果那天裕仁“感冒”了,行动不便,无法去送。

    这么一个首鼠两端的鸟人,陈克也不觉得摆事实讲道理能向他说清楚。如果裕仁真的那么有雄心壮志,以后大可参与到日本政治中去,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他真正的地位。如果这厮还是想躲在幕后高高在上的控制一切,那就不妨好好的吓唬吓唬他。担任过台湾省委书记的卓先圣同志其实“名声”可不怎么好,台湾地主们称他“卓阎王”。

    卓先圣同志的“爱好”之一,就是请地主一家到台北“旅行谈心”,等地主们旅行谈心结束之后,家里面的土改就已经强行完成了。对于不讲理的人,或者说对于不认同人民党道理的人,卓先圣同志的手法多得很。

    见陈克很有信心,尚远也同意把裕仁交给卓先圣同志对付。

    卓先圣同志不负众望,经过三天废寝忘食的摆事实讲道理,裕仁忠于动摇了。到了第五天,裕仁忠于屈服了。做工作汇报的时候,卓先圣同志认为自己其实头两天就应该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是即便听了陈克对裕仁的判断,卓先圣同志还是把裕仁看得太高。这家伙距离茅坑里面的石头还是有想当的距离。

    既然裕仁最后认同了社会主义革命,以裕仁名义签发的《日本国宪法》讨论案就由人民党这里发出去,在全日本流通。与这份《日本国宪法》共同发布的,还有裕仁对昭和维新的彻底肯定。北一辉得到了这样的支持之后,心里面一块大石头总算是放进了肚子里。

    新的《日本国宪法》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天皇理论上可以领导内阁与国会,但是实际上任何行政命令都必须由内阁与议会来负责。裕仁可以用超然的地位来影响内阁,甚至理论上他还能自己兼任内阁首相。但是,裕仁的一切命令都只能由日本内阁的名义来发布。

    也就是说,没有裕仁,北一辉天控制的内阁可以放手去干,有了裕仁,北一辉控制的内阁还是能够放手去干。日本的立宪主君制度最终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度。

    对这样的变化,北一辉自然是热烈欢迎。这是北一辉无法去放手做的事情,他把裕仁送来中国就是求的这个结果。很明显,见识了北一辉背后的中国到底有多强大,裕仁以及旧上层还是屈服了。

    裕仁一屈服,北一辉立刻开始推动他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军队制度的根本性调整。他彻底打破了士兵无法晋升军官的障碍。最新的日本军队制度全盘模仿了中国,士兵都获得了提干的机会。除了服役年限的调整之外,军校招生中有至少一半的名额是针对士兵出身的考生。如果士兵愿意服役期满之后继续留在军队,就可以转为志愿兵,也就是技术士官。或者尝试报考军校。军队再也不是士兵与军官泾渭分明的局面。

    在军队中,志愿兵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大幅度提升。军阶被弱化为纯粹的军事职衔,而且实施了强制退役制度。这是为了扫除军队内部的冗官,也算是彻底打破了军队里面出现军阀的可能性。

    1940年2月1日,与这个消息一起到北京的,还有克拉运河终于开凿完毕的重大喜讯。中国在克拉地峡的山区实施了大爆破,十几万中国工程部队,十万日本劳工,二十几万人充分利用了工具,也充分发挥了人力,终于开通了这条穿山的运河。

    中国海军从此可以由经营许久的柬埔寨为母港,直接进入印度洋作战。原本海军想西进,必须先南下,经过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印度洋。有了克拉运河之后,作战需要的时间减少了至少两天。

    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这两块飞地中国也不可能交给英国。在这个群岛上完成海军基地之后,中国才能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两洋国家。

    中国方面对十万日本劳工评价很高,日本人劳动的态度非常端正。谈妥了干多少活,给多少钱之后,日本劳工就卯足了劲在那里劳动。一开始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刁难日本的意思,但是工程这么紧张,大家在劳动保护用品上安排的不那么迅捷。结果等到第一批劳动手套发下去的时候,距离日本劳工第一次领到劳动手套已经过去了半月。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工程兵大多数都换了三四双手套了。日本方面把手套用的破破烂烂的不成样子,但是每个日本劳工手上还有手套。

    这件事震动了中国工程兵领导部门,工程兵内部发动了一场“向日本劳动者学习”的活动。既要保证劳保用品的发放,也要保证劳保用品的保存。中国这边是你去领,这就有。以前也曾经有过“以旧换新”的计划,可推行起来总是相当的不得力。

    可按照日本这样的习惯,以旧换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完全能够办到的事情。别小看一双手套,几十万人每个礼拜多支出一双手套,就是很不小的支出。对于日本方面的表现,中国工程兵可算是真的震惊了。

    这种震惊是双方的,日本劳工对中国方面这么强大的工程机械,这么完备的劳动保护也颇为震惊。在日本参与挖掘,可能除了工具之外,一切都得自己承担。定期身体检查,生病后得到药物治疗,发鞋、发衣物、发手套,发防蚊虫叮咬的药物,进行各种热带防护的教育培训。除此之外,还有充足的食物,白米饭,馒头、肉类、蔬菜,管够管饱,饭后还有经常变幻花样的餐后水果。重最要的则是“不菲”的报酬。

    令日本方面极为惊讶的是,中国绝对不允许包工头以及黑帮们克扣工人的薪水。发薪水的时候,都是每个人自己领,没有代领这一说。

    而且混在劳动队伍里面的日本黑帮,也被人民党给揪出来处理掉了。与日本不同,敢有人勒索劳动者?!这仿佛触了人民党的逆鳞,勒索者们被拽出来拳打脚踢,然后绳捆索绑的接受批斗。日本劳工原本都归日本自己的队伍带领,很快就被打散重组,由中国派遣劳动队长,日本方面也选出来了自己的队长。

    劳工们每天只用干活就行,并不用担心收入问题。遇到问题,就向上级汇报,虽然延迟总是有的,可问题总是能够得到解决。从家里面回来的信中,劳工们得知在中国银行进行的汇款,全额到了家里面。这下,劳工们一颗心彻底落回了肚子里面。远比日本优越的劳动条件,以及全额得到了报酬。由于中国人支付的是人民币,在日元贬值的现在,有这些硬通货在手中,比拿日元报酬可是好上很多很多。

    在中国干了一年,眼瞅着工程结束,日本劳工们忍不住派代表询问,有没有类似的工程,如果有的话,他们不介意再干一年。

    战争总是能够让一个国家进入充分就业状态,哪怕是有八亿人口的中国,完成了南下战略第一步之后,整个国家的完全进入充分就业状态之中。十万经过考验的劳动工人可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团队。

    最后双方签署了另外一个协议,两万多认为富贵险中求的日本劳工,为了更高的工资,坐船去了锡兰,在锡兰参与了中国修建港口以及锡兰本地铁路网的工程。另外一部分愿意细水长流的日本劳工,则到了婆罗洲等地,参与当地的土木建设。

    这十万人带动了日本国内赴华务工的潮流,在气候湿热的东南一带,出现了大量日本劳动者参与中国工程队的局面。

    当然,国内对此也有点意见。认为日本劳工的工资稍微高了一些。当然,他们的劳动表现倒也能够配的上这样的报酬。而中国管理部门就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劳动者有养老保险,日本人有么?”

    这一个问题就让质疑者闭嘴了。

    自此开启的劳动交流,固然让日本劳动者得到了很多收入。作为鲶鱼理论的证明,做事更加认真细腻的日本劳工也让中国自己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例如日本装修工程队一度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装修市场,日本物流业的表现也给中国同行好好的上了几课。在和平竞争期间,日本企业成了中国方面某种意义上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