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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东之殇(五)
    北一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就是在东京到处走,进入8月之后,那个年轻探子从北一辉这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学知识之后,与北一辉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到了8月5日,年轻探子兴奋的告诉北一辉,陆军部已经结束了对北一辉的监视任务。年轻的家伙特意问了问还这是换人继续监视还是终止监视,得到的结果是终止监视。

    “在下羽田圣。”年轻的探子第一次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北先生,您就不怕政府对您不利么?”

    北一辉苦笑了一下,“我当然怕!哪一次革命是不流血的?我只怕我死不得其所。若是日本革命能够成功,我北一辉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

    说此类大话的日本人要多少有多少,羽田圣作为探子,这类话早就听得厌烦了。然而北一辉所做的歌曲,还有北一辉教给他的具体社会统计分析方法,让羽田圣对北一辉极为尊敬。与那些单纯的抨击政府,狂躁的喊革命口号相比,北一辉让羽田圣有真正拨云见日感觉的人。

    羽田圣认真的说道:“北先生,现在东京有很多吆喝革命的组织,如果您需要他们地址的话,我倒是可以提供给您。不过监视这些组织的探子很多,请您务必小心。”

    “万分感谢!”北一辉很认真的鞠躬致谢。

    这样诚恳的态度倒让羽田圣感到很不好意思,他连忙鞠躬还礼,红着脸说道:“北先生,我就算是想帮助北先生,但是我能力有限,能帮忙的地方有限。只是当下日本局面如此恶劣,大家都找不到出路。反倒是北先生只怕是唯一能给日本找出出路的人。所以请北先生一定要加油!”

    北一辉拿着羽田圣提供的名单开始在东京联络那些“**沙龙”的组织,其实他也未必信得过羽田圣。北一辉是个日本“志士”,与其他志士相同,北一辉早些年为了筹集革命资金,也干了不少很不入流的事情。在这点上,现在投奔人民党的宫崎滔天与北一辉完全一样,宫崎滔天早些年干脆就去混黑社会了。对人性黑暗面的认知,对阴谋诡计的了解,北一辉绝非是一个天真善良的人。

    只是现在若是不相信羽田圣也没有别的法子,北一辉的确需要与那些日本激进派联络。人民党的革命理论中,革命不是革命者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这段话给北一辉极深刻的印象。人民党以寥寥数人起家,十几年就名义上统一中国。即便夺取政权的速度远比不上北洋袁世凯,这样神奇的表现也能称为惊世骇俗。

    北一辉毕竟离开日本好几年,这几年中国变化很大,日本变化同样很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北一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重新融入社会。至少现在北一辉在资金上不再缺乏,人民党中的日籍同志自己凑了一笔钱,黑岛仁还从人民党申请了一笔活动资金。若是像北一辉以前那样用钱开道,和“明治志士”般找个酒肆妓院,叫上些女人边吃边喝边谈,自然是支撑不了太久。若是正常的衣食住行,这笔钱能保证北一辉相当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

    8月的东京热的要死,随便动一动就会一身大汗,北一辉就顶着大太阳到处乱走。他并草率的按照羽田圣提供的名单与那些反日本政府沙龙组织进行接触,反倒是与垦殖大学的大川周明联合搞了一次暑期社会调查。召集在校大学生一起进行社会调查。

    大川周明本以为陆军部要逮捕北一辉,然而局面却没有变成这样。陆军部完全放弃一般不再关注北一辉,这就给了大川周明吃下定心丸。他并非不想与北一辉合作,不过这合作的基础是不能把自己给毫无意义的赔进去。

    听说是社会调查,大川周明觉得可行。中国的崛起,苏联的建立,都让与这两个国家毗邻的日本感到极大压力。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日本影响尤其巨大。“劳动者当家作主人!”即便不知道这样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模样,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口号就能极大鼓起劳动者的憧憬与热情。

    日本大学中,不少教授把社会主义以及**当作“西方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向学生授课。日本上层的“阶级统制觉悟”一直很高,政府从来都是坚定站在有产者一边。对于无产阶级的反抗素来强力镇压。面对大学这个统治阶级后备军培养地,他们固然重视,反应稍显迟钝。

    社会调查不在各种监督之下,北一辉的社会调查方案更不涉及政治内容,包括物价指数,工资薪酬,房租以及土地租用费,完全是最简单的经济数据。学生们一头雾水,大川周明也是茫然不知所措。只是瞅着北一辉自信满满的模样,调查才算是勉强进行下去了。

    人民党的社会调查方式其实算是“师承欧美”。托了代汉语的福,陈克仅仅是知道几个名词,一分析名词之后也就能逆向推导出方向。由人民党经济部门商讨后开始制定规则。北一辉则是在学校中比较系统的学习了这些课程。在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尚不发达的日本,这就显得格外先进。

    垦殖大学这种私立大学,大学生即便谈不上非富即贵,也绝非一般的穷人。数据分析出来后,学生们把这些数据与他们所知一应对,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局势立刻就跃然纸上。日本资产阶级的投资比例过大,国民工资低,国内市场极为软弱无力。欧美市场一旦疲软,这些投资立刻就闲置起来。闲置投资占有了日本绝大部分财富,工业不运转,经济也立刻一落千丈。

    有了大方向之后,北一辉并没有就此对政治经济做什么批评。而是转而对更加具体的内容展开了抽样调查。“为什么投资会被闲置?”这是经济分析小组最先解决的议题。

    大川周明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从自由主义或者**者的角度来讲,找到了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之后,这就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大骂政府。实际上年轻的大学生们血气方刚,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大骂日本政府不作为,坐视经济衰落。只要稍加煽动,一个新的**群体就形成了。没想到北一辉居然放过如此好机会,而是要更加详细的调查分析。

    “北君,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大川周明认真的询问起北一辉来。

    “实事求是。”北一辉答道。说完这话,北一辉自己就乐了。在人民党干校培训期间,包括北一辉在内的干部们看到社会调查数据,立刻就开始品头论足,按照自己的臆想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干校老师就要同志们做更细致的调查,要实事求是。那时候北一辉是颇为不服气的。没想到回到日本之后,北一辉自己居然也充当起要别人实事求是的角色。这种反差实在是不能不笑。

    大川周明是理解不了北一辉心中的想法,他觉得北一辉是不是包藏祸心,准备搞什么更深的阴谋。只是仔细看了调查方案之后,大川周明也看不出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知道经济形势不好,更具体的抽样调查具体发生了什么。也是做学问的正当方法。唯一问题是,一个**的家伙,明明手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煽动资料,为什么反倒要认真的做起学问来。

    学生们却没有想这么多,他们觉得调查提供了全新了解社会的方法,特别是那些家里面开工厂的大学生,对此感受尤其强烈。

    抽样调查是按照学历进行的,受过大学教育、高中教育、学徒教育,或者是家传手艺,分了七八种不同的类型,每个类型都找了失业或者停工的人员专项调查。

    北一辉分到的是一个名叫前田凌一的大学毕业生。这位前田凌一是东京一家小机械厂的少东家,东京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家里面的工厂去年停工,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在大学生稀少的1923年,在学生中间拉关系难度不大。有人引荐后,前田凌一就同意接受调查。

    与日本主流的工厂差不多,前田家的工厂也是家庭式机械厂。进了以自家院子改成厂房,北一辉注意到这家小工厂的动力源竟然是中国生产的热球机。机器保养的相当用心,将近一年没开工,该擦油的地方,都仔细的涂了游,该整理的地方都打扫擦拭的干干净净。这些足以证明前田凌一家的机械厂绝非是那种只管生产的二把刀水平。

    热球机的配套部件很全,机器自行提供动力,以及发电提供电力,还有煤气发生器,一应俱全。前田凌一即便是愁容满面,谈起自家的工厂,那股子认真劲颇令北一辉认同。

    小机械厂主要是给东京的造船厂提供零件,从大前年开始,造船厂生意就一路萧条。海军竞赛的时候,军舰倒是开工不少。可给军舰生产配套零件的都是大企业,前田家的小工厂完全没有机会介入。造军舰积压了造船厂民用船只的建造,尽管也是努力维持,前田家的工厂依旧不得不停业。

    其他调查结果基本与前田家相同,日本大企业现在拿走了几乎全部国家订单,小企业生存空间遭到极大挤压,几乎是全面破产或者停工。

    “北先生!这已经完全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贪腐无能,只知道倾向于财阀的利益。”

    “这真的是不顾百姓死活!”

    不用北一辉煽动,抨击痛骂政府的言论就已经滚滚而出。涨红的廉价,紧皱的眉头,年轻人们义愤填膺。

    “这倒未必。”北一辉答道。日本的生产企业很类似人民党重要的工业中心武汉的私营企业。企业规模不大,很容易遭到经济动荡的冲击。在人民党那里,这些小企业日子同样过的艰辛。人民党大型国有企业轻松的就把中国中小企业打压的喘不过气来。但是人民党的经济模式与日本的又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方面,政府的最大责任就是完全不给小企业介入社会大生产体系的机会。”

    听北一辉如此抨击政府,年轻学生们大感意外。

    “北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学生们问道。

    北一辉答道:“我在中国待过,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只要小企业有生产能力,也愿意对自己的生产设备以及技术进行改造,中国政府还是肯帮他们一把。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将私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变成公私合营。然而日本政府所做的则是对小企业不闻不问,死活随他去的态度。我并不是说这些小企业自己就没有问题,然而政府根本不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水平,这的确是漠视。”

    “国家帮企业一把?国家早就把企业都廉价卖给大门阀了,他们怎么可能帮这些小型私人企业?”有学生冷笑道。

    日本明治维新后期,把大量国有企业廉价卖给门阀,同时对这些大财团给与各种资金支持,这是日本大型企业飞速发展的原因。到现在除了一部分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军工企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国有企业。甚至连银行也大部分私有化,金融业与大企业联起手来,怎么会费心思对小企业进行支持。

    北一辉的话引发了年轻人们对政府的更大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