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并没回鲁，虽然按计划齐军须败，但又不能败得太惨使田常元气大伤。
而战场瞬息万变，谁也不能恰当地掌握准火候，所以要让齐军败后能得到支援。
作为政治家，他也不能仅局限于鲁国，而要为自己扩展更加广阔的舞台，于是他又匆匆赶往晋国。
此时晋国是由权臣赵简子执政，子贡和他熟识，说话方便得多，不必察言观色兜圈子，可以开门见山：
“吴王夫差以伐齐救鲁的名义要到中原来争霸啦！”
“果真？他有那么大的实力吗？”
赵简子并非不知道近几年崛起一个吴国。
在吴与楚对抗时晋还曾给予吴大量的军事援助，为吴击败强大的楚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在晋人心目中，他终是南方的一个偏邦小国，至于后来被他消灭掉的越，级别更低不值一提。
如今竟也想“争霸”？有点不自量力吧？
子贡见他不以为然心中暗笑，井底蛙，妄自尊大，士别三日尚要刮目相看，何况还曾打败过强楚的吴国？
索性再吓唬吓唬他：
“对吴国的实力不可等闲视之了，败楚灭越后，他的领土不比晋小，且又物产丰富。
伍子胥建姑苏城方圆数十里，城坚池深，皮甲五十万，旗分赤、黄、青、白、黑，车骑、水战样样俱精。
所以才敢北上争霸，稍有疏忽你会吃大亏哩！”
“这……”
赵简子果然发怵！
晋虽然是主盟多年的大国，却已今非昔比。
国君被架空，实力分落在“六卿”手中，每家自建一支“私军”，自己名为“执政”。
但不过一个“召集人”而已，并不能统一调动他们的兵力，一旦大敌当前，谁肯出头抵御？
消耗自家实力的蠢事儿肯定没人愿意干！
子贡当然了解他的难处，不禁叹气：
“夫差野心很大，又非常狂妄，败齐之后，势必把锋芒指向晋国，合晋之力犹恐不敌，何况还是四分五裂、互相观望？”
赵简子也叹气：
“现在大家是见利则趋唯恐不及，遇害便作鸟兽散，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人心不齐呀！”
“一般利、害可以各揣心腹，面对强敌却必须同心同德才能保全，你可以给他们讲‘同舟共济’的道理！
好比大家坐在一条船上过河，突然遇上大风大浪，如果齐心合力驾驶，就能度过危难，同登彼岸；
若是只顾自己，不管船的安危，晋国这条船翻了，谁能逃过灭顶之灾？
勾践夫妇便是前车之鉴，难道你们真向往被赶到姑苏去当端屎尿、饮牛马的奴仆吗？
夫差这人可是不会客气，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啊！”
赵简子不能不着急：
“他们倒是能够接受这个道理，但做工作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子贡颇为自负：
“实不相瞒，我在姑苏为吴王策划时，在出兵日期上已给你们留出统一思想进行备战的时间，但得抓紧，犹豫不决就会坐失良机！
对任何事情不先做出全面考虑，就难以应付事发的意外，我岂能等到人家兵临城下了才来通知你们？”
赵简子十分感激：
“无先生相助，晋国果真要得不到安宁啦！真得好好谢谢先生！”
子贡微笑：
“友邻之间互相援手何必言谢？他日鲁国有事，你不袖手旁观就感念不尽啦！”
在子贡的导演下：
田常按兵不动，无后顾之忧的夫差打着“救鲁匡周”的旗号，出动九郡兵马，浩浩荡荡杀进山东。
田常急忙回师抵抗，连连战败，损失很大，幸得晋军及时援救才没全军覆没。
但死伤的多为周、高几家的士兵，从此六姓一蹶不振，使田常得以进一步全面控制了齐国。
几年后他也杀掉齐简公，另立一个傀儡齐平公做过渡阶段，为田氏代替姜氏铺平了道路。
夫差大胜，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陈五旗之兵于黄池，威震诸侯，果然有对晋加兵之意，目的在于胁恐他们承认自己的“霸主”。
但这时晋已做好准备，面对夫差的猖狂，大家齐心合力共战吴军。
夫差正与晋、齐各国斗得难解难分，不料自家后院突然起火！
原来勾践还真带着三千精锐，坐了五十只大船从海路奔向齐国，在山东半岛登陆，藏在昆嵛山中等待时机配合吴军。
对监视的吴军他还是用老一套：
甜言蜜语好话说尽，大酒大肉殷勤招待，很快就获得监军们的信任，建立起深厚感情，甚至与勾践称兄道弟。
怎知越国“大哥”们在吴与齐激战急需他们的配合时，却趁吴国“老弟”丧失警惕之机，把他们一个不剩全部杀死，马上班师回越。
其实勾践在之前就早已偷偷溜走，留在吴军中的“人质”也因夫差根本没对他们认真监管，而被他们在混战中逃掉。
等勾践回到会稽，文种已把吴国及姑苏城内外的虚实都已侦查清楚。
夫差的宠妃西施是越国派来的间谍，没陪同出征，也把姑苏的城防图送到。
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只等北方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夫差无法抽身。
时机终于成熟，勾践这位“诚实君子”放出他的六万精兵，势如破竹，一路攻到姑苏，不稍喘息便冲上城头……
吴太子又被勾践布下的假象所蒙蔽，对越国的兵力估计不足，猝不及防，战败被俘。
夫差接到报告，心慌意乱，急忙回师，后有齐、晋追杀，死敌陈兵在前，夫差走投无路，一败涂地，最后自杀于大阳山。
勾践从此势力强盛，反倒当了几年霸主。
子贡这一番“穿梭外交”开“纵横家”之先河，不仅挽救了鲁国，而且乱齐、败吴、强晋、霸越。
十几年中五国风云变幻，或兴或衰，或存或亡，可见“士”的能量。
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竟成为操纵各国命运的主要政治力量，主宰战国风云近百年！
子贡虽是儒生，却能以“平民”身份不畏艰难危险，挽救了鲁国的危机，颇具“侠士”之风。
不过他的“救危难”终究还是出于个人目的，如果不是为了鲁国，能否也如此积极主动的卖力就不一定了。
对比之下，主张“兼爱”的墨家以“理世，拯天下”为己任，则更接近于太史公所界定的“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