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碳，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慌。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绵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

    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嘲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撼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上，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

    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但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徒决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爆满，哪里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铜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

    当时这些人迁徒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

    但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一百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地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一万二千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六百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

    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

    八○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

    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了。

    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铜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的几千口人现已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铜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辞，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事件很快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功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黑龙河农常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田地，也不活着回铜城去！”警察也是人，他们怎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象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

    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孩子要上学！”等口号，十几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

    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节奏。车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文化革命结束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木鸡一般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开过繁华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常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市委书记秦富功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说问题市上会妥善解决的。但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

    十五分钟还不到，秦富功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

    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

    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被群众分别包围起来。

    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市委。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情况，正在赶回来的途中。

    吴斌一看这情况，知道他也一时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向围观的市民诉说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

    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发表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义民反抗中共暴政”。

    现将美联社的这条“消息”转述如下——［美联社北京18日电记者：布兰特雷·马拉德〕来自中国c省的外国旅游者证实，该省省会发生了大规模公众游行示威活动，抗义地方当局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据几位在现场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愤怒的市民占据了中共党委机关，并将干部食堂的高级食品拿出来在大街上分享。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据信有几百人被捕……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赶回省城时，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

    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作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昭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经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富功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时，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富功的职务。

    现在，他已经在市委上任了。爱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间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已经兴奋地来看了他；见他忙，都坐一坐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都是他原来所不熟悉的。

    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老人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

    规模虽然小，但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象闹市一般乱。

    田福军紧急采取了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一部接着一部放！

    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

    市委同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田福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想法，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

    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会议室吵嚷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地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宣布，等这个会一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市内各处视察水灾情况。

    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

    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电话间。

    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到了桌子上。他象死人一般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地下着，下着……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

    ……中亚高脊发展东移至西藏高原，到明日八时500毫巴强度为593位势什……西太平洋……本省及南方邻省为辐合槽区……亚洲……乌拉尔山……贝加尔至本省分别为槽区……我们不懂。

    这是气象工作者的术语。

    客观事实是：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预下，天气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

    本省南部，夏季经常受西伸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的康藏高压影响，地面则受黄河西部走廊、南方邻省盆地热低压影响，冷暖空气交汇而暴雨濒临。进入秋季时锋面活动更加繁密，常常形成连绵的阴雨天气。两条大山脉横亘该地区，阻滞抬升气流运行，秋夏必然形成暴雨区，随时都可能引出灾祸。

    几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出现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时，由于中亚高脊东移发展，在西藏高原迅速建立一强大高脊；脊前冷气流加强，造成高原锋生。

    同日下午，冷锋劲旅经过该地区东部上空。暴雨倾盆而泻，并以迅猛之势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数百公里。

    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高达140毫米。第二天中午，副冷锋之旅掠过城市上空。大雨如注似倾，袭击了这座人口有十万之众的城市。

    紧依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每秒一万立方米。

    入夜，该城上游一百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一万六千秒立方米，出库量一万五千七百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达到二万秒立方米！而且，这决非最高位数——接下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

    据该城《历次洪水纪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江水涨溢，河水壅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五千余人。”按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二百六十米，流量接近三万四千秒立方米。

    想不到整整四百年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相同的厄运。

    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常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进入最关键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郊地区的江河都已处于危险状态，但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

    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正喜气洋洋地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我们知道，在黄原时，高凤阁就梦想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必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

    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到第三条，他说：“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他赶快先去广播站。

    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

    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安装有线广播，大都没有听见这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话，不予理睬。再说，许多人不愿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是开始撤离的人群，行动也极其迟缓。

    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沿。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

    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淌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返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

    “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

    大家快逃命哇！”

    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的作最后的呼唤。

    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亲爱的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凌岸四点钟，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这时候的电话一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他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帮打来的——他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

    乔伯年头“轰”地响了一声，一阵眩晕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帮和省长汪昭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

    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他马上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的城市。

    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他老伴要给他弄点吃的，被他喝住了。家里一片纷乱，吵醒了隔壁的儿子。

    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穿衣起来。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他父亲交情很深，因此他和高朗也自然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

    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他能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飞机到现场采访。他知道，高朗对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

    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里，叫起一个他所熟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擂高朗的门板。半天没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

    吴仲平正在焦急之时，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仲平认出这是田晓霞。她是高朗的朋友，他们三个曾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

    “高朗出差去了。你这时候找他有啥事？”晓霞问他。吴仲平丧气极了。

    他于是简短地向田晓霞说明了情况。

    不料，田晓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没有？”“带了。”吴仲平说。他没想到一个姑娘要去冒这种险。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

    田晓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个黄书包走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跟吴仲平下了楼梯。她一边气喘吁吁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激动。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双方都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

    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人迹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似地冲进了飞机常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帮，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

    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

    田晓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省报记者。请允许我和你们一同前往灾区……”省上的领导都非常惊讶：她怎么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

    “飞机上没座位了！”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

    “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责任！”田晓霞语气强硬地对副秘书长说。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但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

    “挤出一个位置，让她去！”乔伯年对张生民说。生民无话可说了。但他显然很不满意。在秘书长看来，这么大的事，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

    副省长万国帮一到，田晓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飞机机舱中。

    飞机轰鸣着升上天空，在漆黑的雨夜向南部飞去。

    黎明时分，飞机位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

    直升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师专的大操场上。

    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恸哭声中走下来。地市领导象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硒惶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握手。

    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建立起来。

    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报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

    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它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上空，救生器材、食物、医药品纷纷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立刻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二十分钟，该部队就有三十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速度向这里赶来……田晓霞走下直升飞机后，豁开大哭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她把黄挎包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雨浇得透湿。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而过。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水而下。牛、羊、猪、狗、鸡、鸟，有的随主人移到了安全处，有的则在屋脊上和人一块待援；大部分却被水吞没，不免一死，人，昆虫，飞禽，走兽，各从其类，相依为命，有生有灭。树木皆以生存环境及机遇存亡不等。有的老树不幸连根拔起，却在水中作揖作桥，赐恩于难中之人，成为伟大的“诺亚方舟”……未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蹿逃命。

    田晓霞在慌乱的人群中，在洪水的边沿上奔跑而行，胸膛和嗓子眼似乎有火在燃烧。她不知道她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她知道她有许多事可干！

    她不知道自己已跑到了东堤上。现在，她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指头露在了外边。

    因为水还没到这里，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竭力催促，三千多名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告。

    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其中有倚老卖老者说民国，道清朝，明明水就要到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

    田晓霞一到这里，便很快弄清了情况。她找到了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象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