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通对农民起义做出了哪些贡献？

    刘福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重要信徒之一，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首先，刘福通是颍州首义的重要发动者、组织者之一。在韩山童秘密发展信徒时，刘福通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成了红巾军的核心人物，是韩山童之后义军的新领袖，在刘福通的领导下，红巾军冲突重围，出敌不意，攻下颍州城，使开始受到挫折的红巾军士气大振。而后，红巾军又在刘福通领导下连败前来镇压的元军，使得红巾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城略地，人数发展到十万人，发展壮大了红巾军的势力。

    其次，刘福通的义军点燃了灭亡元朝廷的火焰。刘福通首义以及他势如破竹地连败元军，对其他地方的白莲教信徒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各地纷纷响应，较大规模的有徐州的芝麻李，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他们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这些起义由北到南，给元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这些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第三，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极大地牵制了元军的势力，为南方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刘福通的红巾军是红巾军的主力部队，始终是元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廷先后撤换了几名大将前往镇压，全被刘福通打败，这对从上层瓦解元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朝将主要力量放在了消灭刘福通义军上，这使得元廷暂时无暇顾及南方，南方的红巾军乘机发展壮大，扩大战果，最后推翻了元朝。

    徐寿辉建立过什么政权？

    刘福通起义之后，许多地方跟着爆发了起义，以响应刘福通。彭莹玉的徒弟邹普胜联合布贩子徐寿辉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建立的“天完”政权，是红巾军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徐寿辉是以往来贩布为生的商人，他忠厚诚实，身材魁伟，相貌出众。据传说，刘福通起义之后，铁工出身的邹普胜也积极准备起义。有一天，徐寿辉在山中捡数十斤铁，就请邹普胜给他打造农具。然后就坐在铁砧上。这令邹普胜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一个梦，他梦见一条黄龙蟠在他的铁砧上。邹普胜心想：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相貌非凡的人肯定就是将来的皇帝。于是对徐寿辉说：“现在天下大乱，你还要农具干什么？我替你打造一把宝剑吧！”于是两人就商议起发动起义的大事。当时彭莹玉到处宣扬“弥勒佛下世，当为世主”，急需一个像徐寿辉这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应验。据说，有一次徐寿辉在盐塘中洗浴，突然身上被层层光环笼罩，邹普胜立刻宣扬“徐寿辉就是我们讲的弥勒佛！”在场的人无不惊服，于是众人推徐寿辉为领袖，立即发动起义，两个月之后，一举攻占了靳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天完”政权，徐寿辉称帝。“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忽必烈因其疆域辽阔，自称“大元”，以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威风。徐寿辉要推翻“大元”，就在“大”字上加一横，变成“天”，在“元”字上加“^”，变成“完”，要在气势上压倒“大元”，这表明“天完”政权要彻底推翻、铲除元廷统治的意志和决心。

    “天完”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南方红巾军的发展，贫苦农民像潮水一般奔向义军队伍。

    方国珍是如何反元的？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红巾军，信奉白莲教。但也有既不信白莲教，也不打红巾军旗号的起义军，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本以贩盐为业。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黄岩有人曾发动过一次反元起义，元军镇压了这支义军，许多当地百姓因被指为乱党而无辜被杀。方国珍有一仇家，勾结官府，诬告方国珍与乱党是同谋，元军来捕，方国珍一怒之下将仇家杀死，与哥哥和弟弟一起反元。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劫夺海运，捕杀元朝官吏。元朝几次镇压，全被方国珍打败。后来元以加官晋爵收买方国珍，方国珍与元达成妥协，同时，也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方国珍既与红巾军有联系，也与元廷有联系，是两面派人物。

    张士诚是如何失败的？

    张士城（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北）人。至正十三年（1353）反元，成为元末割据势力。张士城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投降元朝，其次是他生活腐化。

    张士诚投降元朝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张士诚本来就与朱元璋的红巾军有矛盾，投降元之后，则一心为元卖命，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经济上，因为他所占浙江地区是元朝重要财源和粮源，因此，确保了元廷经济上的供应。因此，他的降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元的力量，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张士诚降元使他从政治上、军事上都成为了农民军的敌人，也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因此，尽管元朝给他不断加官晋爵，他也一度在与农民军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日子也一度比较好过。但因为大方向彻底错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张士诚集团在一开始就不如红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在投降元朝之后，集团高层更加涣散，毫无生气，只追求财富和享乐，已没有政治上的追求了。张士诚本人整日与一批官僚空谈古今，舞文弄墨，对当时政治、军事上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他的弟弟张士信最腐败堕落，每日与百余妻妾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毫无斗志，其他将领所考虑的也不再是政治上、军事上的事情，而是良田豪宅、金钱美女。后来，张士信一伙专权，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将帅离心，士卒毫无斗志。有的将领带兵打仗，不听指挥，各自为政，有的则装病不起，等待加官晋爵。出征时又带着妓女，即使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闻不问，军纪已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朱元璋是怎样起家并削平群雄的？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幼时家穷，父母兄长在瘟疫中死亡后，他出家为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开始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个月后，担任了郭子兴的亲兵，有战事，郭子兴派朱元璋去就能取胜，所以，第二年，郭子兴就把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当时，郭子兴这支队伍内部比较复杂，两派明争暗斗。郭子兴为了在争斗中稳固权力，就信任、重用了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其他首领难成大事，就利用郭子兴对他的信任，暗中积蓄、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不久，朱元璋就完全掌握了郭子兴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成了他起家的资本。由参军到成为最高统帅，他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朱元璋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十分成熟的。他善于审时度势，一方面接受韩林儿的任命，一方面看准时机大力发展。当时，北方红巾军对元廷威胁最大，元廷一时无暇顾及南方。乘此机会，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为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周围发展，到至正十九年时，北方红巾军由盛而衰，朱元璋已占领了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已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和元军以及其他农民政权抗衡了。这片地方成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剿灭其他农民义军的根据地。这时距他当初参军时仅有七年的时光。

    朱元璋在群雄蜂起的斗争中，充分地认识到其他政权都成不了大事，因此，他决心剿平群雄，独占南方，然后再北上消灭元廷。当时，朱元璋的后面是陈友谅，西面是张士诚、方国珍，后来，明玉珍也在重庆称帝。陈友谅联合张士诚想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决定，先取上游力量最强的陈友谅然后取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控制了湖广、江西各地。至正二十五年，他又消灭了张士诚，不久，方国珍投降。这样，经过几年的攻伐，朱元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大片地方，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已具有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实力了。

    朱元璋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与他正确的政治策略分不开。首先，他借助了深得民心的红巾军旗号，借红巾军的威势求发展。这是他能在十几年间就具备推翻元朝实力的重要原因。其次，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既得百姓拥护，也受到地主豪族的拥护，这与其他农民军有些不同。再次，朱元璋十分注意优待和重用儒生。诸如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这些人对他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军是如何取得北伐胜利的？

    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因此于1367年十月开始北上的军队称为明军，获得了正统地位，北伐变成了“吊民伐罪”之举。明军在北伐中节节胜利，1368年八月，徐达攻下大都，元朝灭亡。从北伐开始到北伐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明军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与其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是分不开的。

    首先，朱元璋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在决定北伐进攻总方略时，朱元璋说：“我主张先取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扼守门户，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形势，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战略思想，明军北伐完全是照此执行的。

    其次，朱元璋军队的顺利进军，与他为军队制定的铁的纪律分不开。在北伐大军出发前不久，他又一次对将士宣布了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子女”，这些纪律被明军将士严格地执行了。

    再次，军事攻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瓦解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是明军取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北伐时，朱元璋就向天下发布了著名的北伐檄文，他先指责元朝皇帝“荒淫失道”，然后宣布自己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天降圣人，决心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王者之师，秋毫无犯，各地百姓不要害怕逃避；蒙古人、色目人中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在攻伐中，凡明军所占地方而民心惶惶者，明军将帅就立刻出榜安民。在攻大都之前，朱元璋强调：“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这样，明军就在最大程度上孤立了元朝廷，保证了明军的胜利。

    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制造，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古代集市图因为辽金以来的《大明历》已经使用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因此，忽必烈决定设局改定历法，命当时著名学者许衡、王恂、郭守敬负责这件事。郭守敬认为，要想制定精确的新历，必须首先制造和改制天文仪器。制造天文仪器是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的第一项成绩。

    首先，郭守敬制造了简仪。简仪比以前所用的浑仪简单方便，但设计精确，刻度最小分格达到1／36度，观察结果也自然准确了许多。为了观察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郭守敬还设计了仰仪。他还改革了圭表，创制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察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改革后的圭表，使观察的误差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景符是定影像的仪器。景符和圭表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观察太阳、星星和月亮。

    利用这些仪器观察、测量所取得的成就，是郭守敬在天文学研究上的第二大成就。经过大规模地观察，他不仅测定了各观察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出黄赤交角为29°90′（合今23°33′53″），这个数字与当时实际交角有极小的误差，但这被认为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实际观察与天文研究的基础上，郭守敬等人编制出了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采用的是一年为365.2425日这一观察研究数据，这个数据比地球实际上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差26秒。当时这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数据。《授时历》的出现，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他负责修建疏通的大都至通州的运河，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的漕运。此外，郭守敬在数学方面也有成就，写了一些专著，可惜现在这些著作都失传了。

    郭守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十分勤奋，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

    王祯在农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他一生在做地方官时很注意当地的农业生产，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农书》。这部书代表了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王祯这部《农书》，很注意南方和北方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顺应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农书》的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如下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桑通诀》。这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完整，自成体系，且科学、实用。比如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传统的不违农时，他强调播种一定不能违背农时，一旦违背农时，就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他对各地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做了比较，指出农作物因环境而变化，应选择适宜环境的作物。又如关于“播种”，他认为，首先应选种，他推广了优良的品种；他还提出多种经营和轮种。又如“粪壤”，粪壤即是给土地施肥。他列举了大量肥源，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主张。提倡兴修水利，克服天灾，夺得丰收。还有许多内容，包括推广北方“锄社”，解决农忙劳力不足等。

    二部分是《百谷谱》。这部分主要叙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的培植方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他反对棉花只适应于南方种，不适宜于北方种的观点，他详细介绍了种植方法，并断言，北方种棉也可以获利。

    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建的部分。书中共有三百零六幅图，包括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等。并附有文字，说明其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新创造，如四牛拉的犁、下粪耧耘式耧车等。

    此外，王祯在鼓风方面和活字方面也有创造性的贡献，促进了经济和印刷业的发展。

    王祯在长期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种地的辛苦和收获的不易。他在《农书》中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拼命剥削和压榨。”因此，王祯的《农书》是一部既饱含科学思想同时又有进步思想的书。

    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黄道婆是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纺织家。她是松江乌泥径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据传说，黄道婆是一位备受折磨的童养媳，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虐待，逃到了崖州（今海南海口市）。当地黎族的纺织技术，当时在全国占领先地位。黄道婆在那里向黎族人民学习他们先进的纺织技术，这样过了三十年。大约五十岁时，黄道婆由崖州回到了故乡乌泥径镇，并把那里的纺织技术也带回了故乡，并进行推广，她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对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做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

    首先，她推广和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的纺织工具。“捍”，又叫轧车、踏车，主要用来去除棉花籽。“弹”，主要功用是使棉花疏松。黄道婆改制的弓，较以前的旧弓大好几倍，弹力也相应增大了不少，这样，弹出来的棉花也就更松疏好用。“纺”，就是“纺车”，黄道婆改进的纺车，是可以同时纺三个纺锭的脚踏式纺车，而以前的只是一只锭，而且是手摇式的，因此，黄道婆的纺车比旧式纺车效率高、速度快。“织”，就是“织布机”，据说，黄道婆的织布机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

    其次，在纺织技术上，黄道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他人之长，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她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他人，从而使当地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纺织重镇，所织“乌泥径被”与“崖州被”不相上下，成为又一闻名全国的纺织品品牌，造福了当地普通百姓，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黄道婆的技术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纺织技术。

    元朝在医学方面有什么突出成就？

    元朝的医学比较发达，表现在医院的组织规模大，在传统的医学基础上，还吸收了阿拉伯医学的长处。我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说，刘完素、张从正是金代人，李杲、朱震亨是元代人。此外，还有诸如危亦林、滑寿、葛可久、王好古、许国桢等著名医学家。具体讲，元朝医学成就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在内科方面，对伤寒的研究成就最大。著名的医生有李杲、朱震亨、高乾孙、萨德弥实等。李杲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崇高，他特别擅长治疗伤寒病。他认为，古方不能救今病，用药也多有创新。治病多有奇效，著作有《伤寒会要》、《脾胃论》等。朱震亨是金代大医学家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认为以古方来治今病，一定不会十分对症，主张推陈出新。他治病以养阴为主，尤精于伤寒、痨病、妇科等。著作有《格致全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局方发挥》力辟“局方”的湿燥之弊，《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做出了新的贡献。朱震亨研制的越鞠丸、太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至今仍为中医常用药方。高乾孙，精于医治痨病，著作有《十药神书》，包括止咳、止血、祛痰等十种验方，对治疗劳损吐血有奇效。萨德弥实，是回族人，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书中对著名医方做了收集考定。

    在外科方面，元代医学也取得了成就。如危亦林、齐德之等。危亦林主要成就在麻醉和骨折方面。他是祖传医生，著有《世医得效方》，书中有世界上最早全身麻醉的记载。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运用了悬吊复位法，大桑树皮固定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齐德之的《外科精义》是一部综合当时三十多家外科著作成就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针灸学在元代也有发展，代表人物是滑寿。他的《十四经发挥》是一部针灸学专门著作。

    此外，元代回回医术因往往有神效而备受人们欢迎。太医院以及上都、大都都有回回医药，并有《回回药方》行世，有不少关于回药和回回外科方面神效的记载。回人聂只儿、维吾尔人答里麻都曾在官设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维吾尔人贯云石、回人丁鹤年等曾在民间行过医。

    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共有十三科，如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妇兼妇人杂病科、眼科、耳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等。而金代只有十科。可见，元代的医学更发达且趋于完备。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什么成就？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许多精巧先进的发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精巧的机械制造专家，有代表意义的如郭守敬、王祯等。

    郭守敬在观察计算天文资料时，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都是精巧的发明创造。如经他改造过的简仪，以铜铸成。在赤道环旋转问题上，郭守敬所用的就是滚珠轴承和滚筒轴承的原理。这比意大利人达·芬奇设计的滚动轴承要早两百年。他还设计制造了大明殿灯漏、浑天漏等，据有关史籍记载，都是异常精巧复杂。郭守敬也曾制造过木牛流马，虽比不上诸葛亮设计的，但也是自有机妙。

    大农学家王祯也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的高手。《农书》中载录的农事机械、水力机械有一些就出自他的匠心独用的改进和发明。比如连磨和水排，虽古代就有，但到元代时已少见，经过他多处寻绎搜索，又使之重新服务于社会；高转筒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大改进；他还把磨、砻、碾三用合为一用，以水为动力，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畜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比如河中万泉人薛景后、元顺帝等。元顺帝虽然是个政治上的昏君，但是却爱好机械制造，据说他曾自制宫漏，精巧绝出，前代罕有。

    第三十一章

    上都兴废上都，即忽必烈命刘秉忠所建的开平府。它建于滦河上游岸边。它的遗址已被发现，“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20公里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城郭、街道和部分建筑的轮廓大体可辨”1。这座城市，背依连绵起伏的山冈，面临滦河，东西两面和滦河之南有广阔的草原。夏季，美丽的金莲花盛开，草原一片金黄。因而，在金元时期有金莲川的美名。在金朝，就被金世宗定为避暑的捺钵地。金莲川原名曷里浒川，金世宗大定八年（1268年），以其地盛产金莲，定名为金莲川2。其南是辽朝皇帝夏捺钵炭山，也称凉陉、陉头、王国崖（旺国崖）。大定八年，改名为静宁山。

    忽必烈开府漠南时，夏季常驻这里。当时，这里没有城郭屋宇，依旧是设毡帐以居。当忽必烈广招天下耆儒硕德至藩府时，为了适应汉人城居的习惯，于宪宗六年（1256）命刘秉忠相地筑城。刘秉忠选定滦水北岸的龙冈建城，定名开平。

    开平城的建造前后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营宫室，第二年修宫城。董其役者有真定藁城人董文炳，获鹿人贾居贞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兴建时，首先要排干积水，故在民间留下了世祖向龙借地的神话传说3。

    1260年，忽必烈召集他的拥戴者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勒台，他被推举为大汗，中央的办事机构也在开平理事，开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忽必烈的都城。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时，忽必烈除出征和进驻大都外，大部分时间驻跸开平。由于和林地理位置的偏北，物资转输的困难，诸叛王的袭扰，特别是统治重心的南移，决定了忽必烈放弃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开平对他就更为重要了。

    中统二年，燕京行中书省也奉命北迁开平，这里进一步成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和平定叛乱的基地，忽必烈已初步选定其为未来的都城。这一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4。三年，将兴州（今河北省承德西）、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和望云县（今河北赤城县西南）划归开平。并在燕京至开平途中置驿，以方便两地交通。

    忽必烈四年（1263）五月，升为上都5。明年（至元元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正式确立了两都制。上都处在蒙古草原南部，南下燕京有驿道沟通，既不嫌辽远，又便于同草原各部联系，对蒙古贵族统治草原地区和汉地都是十分适宜的。上都路东与辽阳行省毗邻，西以今太仆寺旗与兴和路分界，北面是弘吉刺部领主的应昌路和全宁路，南至古北口与大都路分界。辖一府六州十五县。境内居民既有游牧的蒙古部落，也有大量农业人口、工匠、商人和猎户。除历代斡耳朵和诸王投下户外。人口最多时达4万余户，11万余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6。

    宫城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略成长方形。城墙用黄土板筑，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

    宫城外25米处，有宽约1.5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有一条环城街道。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分布着一些自成体系的建筑群，主要宫殿遗址有30余处。主要街道是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

    宫城中的主要建筑物是大安阁。它是用拆毁宋汴京熙春阁的建筑材料，仿照熙春阁建造的。国家的重大典礼，多在这里举行。此外，见于记载的历代增修的殿阁尚有穆清阁、洪禧阁、水晶殿、香殿、宜文阁、睿思阁、仁春阁、鹿硕殿、歇山殿、崇寿殿、楠木殿、隆德殿、万安阁、清宁殿、统天阁等等。

    时人描写宫城的景色称：“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碧草中”；“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扈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宫城之内，殿阁之旁，时有骏马、驯鹿、驯兔出没于碧草丛中，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并体现了上都行官草原城市的特点和牧业生产的气息7。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200米。现存遗址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400米，皇城的东南城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墙身残高约6米，下宽12米，上宽2.5米。

    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南北各开一门，东西各开二门。外城东城的门就是皇城的东门。外城西开一门，北开二门，南面除皇城南门外，另有一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都筑有瓮城，有的为方形，有的为马蹄形。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城内建有很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见于记载的有乾元、龙光、华严等寺以及孔子庙和老子宫等。皇城北面是皇家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东关长约800米，西关长约1000米，南关长约600米。宋本《上京朵咏》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元史·河渠志》有“大西关南马市口”的记载，可知西关有马市，或为商业区；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或为前来朝觐诸王安置部众的所在。

    传说刘秉忠建城时，曾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镇之。上都城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2.1米、宽1.1米、厚0.6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有两个小洞，石条当是一种树竿座，可能是铁幡竿的座基。现在，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名胜之一。

    上都城外有离宫，称西内。有昔刺斡耳朵，又称棕殿、棕毛殿。昔刺，蒙古语，意为黄；斡耳朵即宫帐、营帐，昔刺斡耳朵即“黄色的营帐”。这里是元举行大宴的地方。此外，上都附近还有专供皇帝巡幸时打猎的场所三不刺和东、西两凉亭。

    蒙古王公贵族大聚会时，要举行“诈马宴”，也称“只孙宴”。这是一种规模最大，费用最多，最为隆重的宴会。只孙，蒙古语，意为颜色。诈马，波斯语，意为外衣、衣服。凡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有皇帝赐与的织金文衣。届时，他们必须按统一规定，穿上皇帝赐与的同种颜色的服装，按尊卑次序就座。臣僚被赐只孙衣，能参与只孙宴也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汉官周伯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8。

    两都制确定后，忽必烈每年春夏至上都，秋冬回大都。上都虽为陪都，却因皇帝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而具有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行汉法后，遭到守旧派诸王的不满与反抗。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为了更好地维护黄金家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也必须充分照顾蒙古贵族的习惯和利益，上都是他加强对草原地区的统治和维系与蒙古贵族关系的渠道，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留了更多的草原文化特点和蒙古旧俗。每年二、三月，皇帝驾幸上都，九月前后，返回大都。

    在上都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举行忽里勒台和正常的政事处理。忽里勒台的内容有公推大汗，举行大汗即位仪式，宣读先朝圣训，对诸王、公主和各部首领等进行赏赐，然后是大宴会（只孙宴）。

    皇帝巡幸上都，中央机构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院上都分院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9。“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10。

    上都地区农业毕竟不甚发达，皇室、百官所需则仰赖大都转输与和籴，上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仓库万盈仓和广积仓，储粮不下三四十万石，足以供应上都官民所需。

    为了保障上都与大都间的密切联系，元朝在两地间设有驿道，建有驿站。周伯琦说：“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自首或终身不能一至其地也”。

    驿路全长约800余里，自大都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出发。途经昌平县、新店、居庸关、榆林驿（今北京延庆县康庄附近榆林堡）、怀来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其地已为官厅水库淹没）、统墓店（今怀来县土木堡镇）、洪赞（今怀来县杏林堡南东、西洪赞）、枪杆岭（又称桑干岭，今长安岭）、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10余里为李老谷，行经谷中，过谷后即可望见尖帽山）、龙门站—雕窠站（今长城南龙关、雕鹗堡）、赤城（今属河北）、云州（今属河北）、独石口、偏岭—担子洼（独石口西行40里至偏岭，为草原与谷地的分界）、牛群头（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察罕脑儿（意为白海，在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李陵台（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桓州、望都铺（或即南坡店，在上都西南约30余里），过滦河即达上都。此驿路又为岭北至大都官道的一段，岭北诸王朝会，使臣、官吏、军队往返，粮食和各类物资的转输，都需经此驿路。而因途中有枪杆岭，以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故皇帝决不走此路。

    东道长750余里，设18处捺钵。出建德门，经大口（或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境）、黄堠店、皂角、龙虎台（今昌平县西北辛店）、棒槌店（今居庸关北）、官山（今独山）、车坊（今北京市延庆县东）、黑谷（今名黑峪口）、色泽岭（今名佛爷崮）、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失儿八秃（蒙古语，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郑谷店（即察罕脑儿行宫纳钵）、泥河儿（明安驿纳钵）、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南坡店（望都铺纳钵）。此为皇帝赴上都路线，寻常人不得由此路行，其两端与驿路相合诸地置有驿站，其余路程则只有纳钵而无需置驿。故官山至沙岭间无驿站。御史按行虽由东道，但与此略有不同，出京走顺州、檀州、古北口、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小城子），沿滦河而上至东凉亭，达上都。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出京由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妫头、怀来、统墓、阻车（雷家店，今河北怀来西）、丰乐（今新保安附近）、鸡鸣山（在今河北怀来下花园南边）、宣德府（今河北宣化）、沙岭、得胜口（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北14里）、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张北西20里处）、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境内）、苦水河儿、遮里哈剌（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盖里泊（达里诺尔）、郑谷店、泥河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至上都。由于两都间有几条路沟通，联系密切，上都所需不乏。

    皇帝巡幸时乘象舆（又称象辇），即由四只大象驮负的大型木轿。轿上插有旌旗，外包狮子皮，内有金丝垫，每象有驭者一人。行至狭窄处，则独乘一象或乘坐由两象驮负的象辂。

    皇帝出大都，择吉日起驾，大都百官送至大口；回銮，再至大口恭迎。

    上都将蒙古草地与中原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京师大都。因而在元朝统治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少惊人心魄的政治事件。

    至元四年，战败的阿里不哥在这里晋见其兄；十一年至十六年，元朝灭宋的方略大都在这里制定；十三年，忽必烈在这里接受南宋少帝与太后的朝见；而在整个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中，这里又是元军的大本营和军需供应基地；在这里，汉臣们不只一次弹劾过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则被处死于此地；成宗在这里战胜了乃兄甘麻剌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宗处死了反对者当了皇帝；英宗在此被杀；文宗在此制定了谋杀其兄的计划。凡此种种，适足以证明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

    正因如此，终元之世，这里一直是“富夸塞北”的草原第一大城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刘二等由大同进兵上都，“焚官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使这座积百年之力建起的城市及其殿阁化为灰烬。自此，宫阙残破，大驾不复时巡。顺帝北归后，曾一至上都，而所居却是“行殿”，足见上都建筑已被破坏无余。明、清两代，并未重加修葺，这里又变成了游牧的草场，使繁华一时的上都，空余“禾黍”之叹。

    注释1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2《金史·地理志上》桓州条下载，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义也”。

    3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称，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城基。

    4《元史·世祖纪一》。

    5《元史·世祖纪二》；《元史·地理志》栽：“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与本纪不同，此从本纪。

    6参见《元上都》；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7参见《元上都》，胡助《滦京朵泳十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郑彦昭《上京行幸词》等。

    8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孙翠珠珍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欢，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曰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千，它费称是，称之曰济孙宴。济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宴。

    9黄缙《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折津志辑佚·岁记》。

    周伯琦《扈从集·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