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
    结果厂长十分肯定：“不会有的，不可能有，这好歹还有班上有工资拿呢，有什么好不知足的？你当我们乡镇企业是公家的大爷们啊，天天闹腾，我们才没那个闲工夫呢。放心，绝对不会有事。”
    周秋萍无语，可她又不能说对方讲的完全没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民是最温顺的一群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能进厂上班拿工资视为一种恩赐，而不是自己本该有的权利。
    关于这点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同样是企业倒闭，乡镇企业关停，大批工人一句说法都得不到也只能调头默默回家，也不见谁吵闹。而国企下岗潮的时候，工人少不了要跟厂里跟政府大战300回合。
    是因为前者好歹家里还有两亩地，够一家人生活吗？当然不是。
    这些田地的产出远远达不到下岗工人拿到的补贴标准，又怎么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家乡挣不到钱的农民最普遍的选择就是默默地背上行囊，夫妻结伴出门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抗议过为什么要关停乡镇企业？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为什么要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备受屈辱嘲弄驱逐去陌生的地方艰难求生。明明是建设者，却被当成乞丐、寄生虫、吸血鬼，好像他们占了谁的大便宜。
    这样的农民，继续让他们维持不到城市职工一半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确不会有大意见，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为了还能继续上班而庆幸。
    可周秋萍憋屈呀。说好的同工同酬呢？按照最新披露的调查报告，今年全国已经差不多有11亿人口，其中8亿多农民银行存款差不多只有2亿多城市居民的2/3。在农村储蓄社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说这个数据是因为农民习惯藏现钱而不存银行，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收入低。
    周秋萍深吸了一口气，她想她这辈子都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人上人吧。即便她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到今天，她身家可以说已经上亿了，她依然会为农民的低收入而愤怒。
    所以她态度强硬地开了口：“不行，必须得按照规矩来。我们是合资企业，大家收入就必须得上去。不然的话人家要抓你小辫子，拿出国家规定说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不要抠抠缩缩的，花小钱能省大事儿。你把这个钱花出去，绝对能够挣到更多钱。”
    可是厂长仍然反对：“别把我想的这么小气，成不？我这纯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着想。你想想看，大家都在一个镇上呆着。其他厂子一个月三四十块钱，我一下子把工人的工资涨到100多块。我不是诚心要跟大家作对吗？这都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到时候我怎么跟人交代？他们有的戴着红帽子，有的本来就是乡政府办的，原本就看我们不顺眼，现在肯定会觉得我们就是存心找茬，到时候他们有的是招使绊子呢。周经理你是做大买卖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小生意人多不容易。县官不如现管，联防队来找茬就能把我们搞死了。”
    周秋萍想了想：“行吧，坏人我来当。你给工人的工资还是跟以前一样，保持原有的水平。我发奖金，给大家当见面礼。就说是香港的规矩，叫利是，每人都要拿个红包。包括厂长你在内，讨个喜庆。以后也一样，每个月有安全生产奖，只要这个月平平安安不出事又能发展。文明生产奖，就是按额完成工作任务，要发的奖金。除此之外，有一批订单走，顺利回款之后，还有一笔勤劳生产奖。前两个奖项固定下来，只要没特殊情况，每个月都发，一项是15块钱。另一个奖金按照订单数额的大小来给。其他厂的人有意见，你就说香港那边就是这个规矩，工资太低的话，国家会罚香港老板的钱。”
    厂长在心里骂，什么叫做坏人你当，分明是你拿着我的钱当好人。
    他又开始心痛了：“都讲没必要了，干嘛非得多掏这么多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他给的多，他到手的不就少了吗？
    周秋萍狐假虎威：“你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呀，我们搞投资规矩多的很呢。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港资企业，在香港注册的。那边管得很严格，才不跟你讲人情呢。踩了他们的红线，你找谁打招呼都没用。”
    厂长嘀咕了一句：“洋鬼子就是事多，啥都较真。”
    周秋萍呵呵笑：“那你还跟洋鬼子打交道不？”
    厂长也想开了：“算了算了，都较真也好，所以人家才这么有钱。”
    周秋萍给他画大饼：“你也不要觉得吃亏了，大家既然搞合资，那以后贸易公司有订单，肯定第一个考虑自己人啊。就是一时半会儿你们没技术没设备做不来，我们后面也可以从外面买设备引进技术人才，来把生意做大嘛。”
    这话可真是搔到农民企业家的痒痒处了。能在这个时代挖空心思保全企业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职业追求的。
    不然他现在把厂子一关，揣着几十上百万跑出去躲躲，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满中国找他的人。
    可他就是放不下，就跟自己生的娃一样，总是希望好的。
    他立刻又信心十足：“那可不是，国营厂有什么呀？他们有设备，人家厂里不卖给我们，狗眼看人低。技术人员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从厂里找人的。”
    周秋萍在心中好笑。行了吧，别装无辜。国营大厂的机器配件莫名其妙失踪，然后神奇地出现在附近的乡镇企业的事还少吗？国营厂的一把手最恨的人估计就是跟他们抢人抢设备的乡镇企业。
    所以上面一说要整顿私营经济，整顿乡镇企业，表现最积极的就是国营厂。因为所有体制的利益既得者都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着人家厂长的面，她绝对不会戳人的老底，反而一本正经地强调：“以后不要担心，想买设备，别说国内的了，只要有需要，外国的进口来也不是问题。国营厂进口不到的，我们贸易公司也能想办法给你弄来。”
    这一番又是哄又是劝又是威胁，可算是把这帮农民企业家们给拿下了。大家赶紧去办手续。
    好在眼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运会将近，全社会都表现出放开怀抱，拥抱四方的姿态；还是近年来国家一直鼓励外资投资。反正她这边的团队和五家乡镇企业谈判完毕，那边地方政府就积极上报配合办手续。
    整个流程快的简直不像盖个章子要跑半个月的1990年，到了8月底时，居然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定。
    连曹敏莉都感叹：“大陆政府还是在一直进步的，最早我们家在内地合资办厂的时候，光手续就跑了半年多。也没人存心为难，那就是谁都不愿意担责任，生怕自己踩了红线要承担责任。”
    周秋萍笑道：“那我们现在享受的福利，都是你们趟水的结果。”
    她们要一块儿以港商代表的身份，出席市政府的会议。用领导的话来讲，这是一场团结的大会，欣欣向荣的大会，预示着9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会。
    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外资没有放弃对大陆政府的信心，依然愿意在这儿投资，而且涌入的外资越来越多。
    周秋萍保持微笑，坐在台上，她的身份是港商代表，代表的港商是她的母亲高兴同志。
    在官方的发言稿里，高兴同志早年赴港，奋斗出一番事业之后，心系家乡发展，又回到大陆投资，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现在，她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交给女儿处理。
    周秋萍在江州是绝对的名人。虽然《厂家直销》已经停播半年了，但她的本地知名度依然抵得上大牌明星。
    台下好多过来参加会议的人都窃窃私语，各个恍然大悟。难怪这位周秋萍同志之前能那么快就冒出头，成为电视台知名度最高的主持人。后来碰到那么大的事情，还能全身而退，一天牢房都没待，原来是人家出身不凡，有个香港富商的妈呀。
    哎哟，之前大家还真猜错了。原来她不是傍了阔老头，给人做小，所以才能平安无事。人家自己就是个公主，还是个洋公主。政府根本就不会动她。
    现在的人普遍高门大嗓，沟通基本靠吼，讲个小话声音都能飘到台上，钻进周秋萍耳朵里。
    她保持微笑，一句话也不反驳。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比方说现在，比起个人能力，大家更加信服背景。那么就是假背景又怎么样呢？只要有助于做生意，她才不在乎呢。
    毕竟古往今来大部分开国皇帝都愿意给自己编个不是正常人的出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体现自己的卓尔不凡啊。
    下面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人都猜测高兴女士出自香江哪家豪门。
    谁也不曾提周高氏。这世间再无一个叫周高氏的苦命女人，有的只有高兴，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比年轻人更充满活力的高兴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