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的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