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土的菊花形金碗、莲花纹银碗、斗笠银碗等器形，已经在绵、阳窖藏、德、阳窖藏、福、建邵武、窖藏等处均有发现。

    在菊花形金碗上，明确有“绍熙”的纪年款，而“绍熙”也就是1190年以后。

    由此专家推断，彭城金银器的器物年代其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绍熙”年间，几乎所有的器物都表现出明显的南宋特征，其下限不会晚于南宋末年。

    但器物的年代不一定就是下窖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促使主人埋掉这一批珍贵的财宝？

    仓促的“窖藏”往往都是把东西藏在罐中、木盒中，甚至直接埋入土坑。

    但彭州的金银器却埋藏在规整的砖室内，器物放置整齐有序，多数器物还用纱布包裹，贵重金器都装在一个大的银钵中，下窖的时候还按先大后小的顺序依次放入，一些相同的器形重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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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室的大小刚好能够装下所有的器物，既没有留下大的空间，又不会因空间太小而压坏器物，而且埋藏在2米多深的地下。

    这说明主人在下窖的时候时间很充裕，没有丝毫的慌张。

    专家发现，在大量的金银器中出现了“董”、“董宅”等铭记，估计这应该是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

    尽管宋代奢侈之风盛行，一般老百姓都以有几件金银器而自豪，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金银器，显然“董”是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力的家族。

    一般的社会事件，不会对这些庞大的家族产生多大影响，致使其不得不将珍贵金银器埋入地下的原因，肯定是他们难以控制和预料的严重事件。

    诸多线索让专家思路逐渐清晰。

    在“绍熙改元”之后，彭城的确发生了足以令当地富豪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

    南宋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蒙古铁骑占领大半个宋国，那时人们匆忙逃亡。

    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彭城一董姓大户人家，提前得知蒙古兵南下的消息，并料定彭城迟早会沦陷，于是早早的就将多年积聚的金银器埋藏好，想等战乱过后再取出来。

    但没想到的是，当蒙古兵杀到的时候，一家老小均被屠戮或者逃走之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倒给现代人留下了通往南宋的实物资料。

    但最准确的推测，尚需更多史料佐证。

    虽然大体推断出来了这批窖藏的出处，但新的疑问接连产生。

    既然是窖藏，那这个董家，难道就只有这三百五十多件金银器？

    既然能够有实力买那么多银器，难道就没有实力买金器？

    要知道金器和银器的差别，就好像现在的桑塔纳和轿跑的区别，在大户人家之中，是绝对不可能没有金器的。

    而且，从窖藏的发现来看，这座窖藏显然是不完整的。

    从这次发现来看，当时这批金银器的主人，准备的很充分，他们能够完整的把东西藏在地窖当中，说明他们离开时很从容。

    既然是这样，一大家子人，留下的东西，自然是不可能不完整的，像女人的首饰，自然不可能都是金银头饰，最起码还有手镯戒指耳环什么的。

    还有银器也是很明显不完整的，像一些餐具，这批窖藏发现的只有银碗，而其他像杯子、汤匙、筷子、酒具等，都没有发现。

    所以，就算这户人家没有实力置办太多金器，像上述所说的银器，是一定会有的。

    有了这样的疑问，彭城市博物馆的人员兴奋了，而且他们也很快有了收获。

    彭城金银器的发现地，现在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区，清代是寺庙所在地，在此之前，已无从可考。

    这次是因为城市改造工程，才有了意外发现，所以当他们把整个工地清理出来时，很快又有了发现。

    那处地方很明显也是一座地窖，但接下来的发现，却当头给他们浇了一桶冷水。

    地窖是发现了，但这是一座明显被破坏了的地窖，这座地窖就在那座由工人意外发现的地窖的旁边。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细心，发现了一些填缝用的特殊泥土，他们是怎么也不能发现，这座已经被完全破坏了的地窖的。

    有了目标，他们很快就把这座地窖的大体位置清理了出来。

    此时他们才发现，这座被破坏了的地窖，跟发现的那座完整地窖，只有一墙之隔，从这里很明显看出来，这是属于同一座地下建筑。

    接下来的发现，更加让人沮丧，他们接连清理出来了四座地窖，加上保存完整的那一座，应该是五座地窖。

    地窖成梅花形分布，全部紧靠着，到了此时，已经没有人怀疑，这里原来是有五座地窖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实，那其他四座地窖为什么被破坏？

    通过侦查现场，那四座地窖，很明显是在近期被破坏的，而且有很明显的人为迹象，这说明，这四座地窖是被人有计划的挖开，然后被故意破坏。

    到了此时，所有人都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可此时，作为彭城招商引资的成果，那家爱国公司里的负责人，已经消失无踪。

    而这伙人刚开始打到改造项目承建公司账户上的十亿元巨款，也已经被用各种理由抽空。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来家乡做贡献的爱国公司，很可能就是一个盗墓团伙。

    果然，随着展开深入调查，那伙人的所有个人资料，全部属于伪造，而他们的公司和款项，业务来往，居然全是真的，但跟他们有所关联的公司，此时已经全部被抽空资金，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

    这时，办案人员又有了一种明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实力极强，组织严密的特大盗墓集团，而这样的团伙，自然是会走私的。

    有了这种判断，所有人都心凉了，只是一个地窖的窖藏，就有三百五十多件金银器，而其他四座窖藏之中有多少珍藏？

    最少上千件，这是所有人通过整理被破坏地窖，和分析完整地窖得到的结论。

    上千件金银器，足可以支撑起一家大型博物馆了，对这样的损失，是谁也损失不起的，所以彭城市高度重视，从此之后，他们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追踪之路。

    这些年，彭城市政府耗费了极大的心血，从监控国际走私市场的变化，到国内各大走私团伙的资料搜集，可以说只要是任何关于金银器古董的消息，他们都会关注。

    就是在这么严密的监控之下，这批金银器，直接消失了十一年。

    直到最近，一伙特大走私团伙覆灭，从而打草惊蛇，让另外一伙人，渐渐浮出水面。

    这些害怕了的犯罪分子，终于忍不住冒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韩孔雀亲自参与的那次黑市拍卖了。

    随着这批金银器的追回，彭城金银器可以说是名满天下。

    “彭州金银器代表了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这是魔都大学著名教授徐芳，对彭城宋代金银器窖藏的评价。

    在这批稀世珍宝中，金银器上的铭记落款，成为研究宋代工商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里面的一件象纽莲盖溜肩银执壶，这个银器代表了宋代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可以入选中国考古精品文物，以后将是彭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这批一千五百多件金银器中，现在可辨别器物上有铭记的共有近850件，占这批金银器的七成，这在宋代窖藏中极为罕见。

    铭文中，“罗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只出现在某一种或某一套器具上，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很细，一个作坊只打造一种或少数几种金银物品。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金银器上都标明了成色和重量，如“袁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等，可见古时人们对质量的追求与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铭文通过錾刻、压印、刻划等方式留在器物上，无不体现出持有者的尊贵和珍视。

    在彭城金银器中，除了金簪、金钗两类首饰外，其余的器物都是容器和各种餐具。

    有碗、盘、盏、壶、瓶等15类，有三成以上的金银器，有生动的纹样作为装饰，这说明宋代金银器在民间已大量使用，装饰已经变得世俗化，已经不在装饰上多加注意。

    在制作工艺上，彭城金银器虽然多为私人作坊和个体金银匠人制造，但做工却很精细，宋代金银器制造的各种技术在彭城金银器中几乎都有体现。

    另外，出土的这批金银器中，多件物品上錾刻有带“官”字的铭文，这些器物造型复杂，工艺精湛，应该是官府作坊的产品。

    这在宋代金银器的制造已经非常先进，彭城作为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出现如此众多精美的金银器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