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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信息社会与文学
    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辈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通过电视机收到几十个频道的二十四小时全天播映;你可以拿起电话机直接拨号通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用电脑终端与中心图书馆取得联系,随时查阅图书馆任何公共资料……这一切迹象使人们朦朦胧胧产生一个概念——信息社会。

    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精神领域里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大批青年远离剧院;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邮局统计,在报刊发行量暴涨的形势中,一九八三年全国竟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文艺刊物发行量下跌。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形成压力。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作家们使出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一张广播电视节目报,眼看将成为文学报刊只能望其项背的洋洋大报。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嫌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为没有摄影,更无影视,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痛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至于小说领域,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比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待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也许,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在古代人那里,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太史公曰”?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宣传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发挥一己之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宣传教化转向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代表小说创作高峰的已不再是思想功利较强的史传小说和黑幕小说——这些日益被传记作品和新闻作品代替。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手头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大致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我们已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叠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活报剧、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实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性魅力,其实不足为训。

    七十二行,各有长短,十八般武艺,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认识了这一切,就是大有作为的开始。两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黄河流域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绝没有想到今后还会有词赋、小说、桐城派、浪漫主义和电视连续剧。今天,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文学的具体面貌,但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要让文学在“信息爆炸”中巩固和开拓阵地,找到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1984年9月

    *最初发表于1984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