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幼小的时候，我那信奉天命的祖母请人给我算命，说我一生有贵人保佑。这给了我祖母期待与希望，后来的结果更是令她满意而又放心。我35岁那年，祖母驾鹤西去。她已经见证了贵人对我的保佑。所以一生从不轻易崇拜人的她，对算命的王先生可是十分的尊敬。直到她临终前的一瞬，还拉着我的手说：王先生讲了的，你有贵人保佑。你一生会滔滔顺顺。我放心。也奇怪！算命先生的话竟然那么灵验。我的人生路上，的确得到了许多贵人的帮助。杨汇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有的贵人，在某件事上给你帮助，有的贵人，在某一时期给你帮助，而杨汇泉则是给我永远的帮助、教育、扶持、保护。几十年来，他就像阳光、雨露，就像泉水、微风，当我眼前有些迷茫时，他把阳光给我，当我心灵有几分枯竭时，他把泉水给我，总之，在我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温暖的手，把我送向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新起点。

    一

    是文学之神，派来贵人杨汇泉，给一株几经风吹雨打而不甘倒地的文学花蕾及时喷洒雨露。早在上世纪的1982年春天，我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被压缩成中篇，在《小溪流》增刊《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一辑上发表。我把这本厚重的刊物寄给了时任常德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的杨汇泉同志，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杨专员斧正《欢笑的碧莲河》。我当时是汉寿县创作组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没有任何官衔，为什么会给位高权重而又素不相识的杨汇泉直接寄书呢？

    当年元月，常德地区召开文艺创作会议，杨汇泉同志代表地委、行署作了题为《到生活中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会后，汉寿县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这个报告。我学了这个报告感到很振奋。其中有这样的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文艺作品要讲真实性，无真实即无生命力。”“有独特见解的观察，是搞好创作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提。”我认为这些话讲得很有水平，我很钦佩。我出于一种尊敬的心情，所以，就把《欢笑的碧莲河》寄给了他。

    时间过去了大约两个月，我意外地收到了杨汇泉给我的信。

    杨远新同志：

    你寄给我的《中篇小说童话集锦》一书，早已收到，由于书到之日，我的女儿就拿走看去了，我一直未能翻阅，直到最近我读了你的小说后，才能给你回信，很感对不起。

    我对儿童文学读的很少，更缺乏对这一种文学的研究，读了你的《欢笑的碧莲河》后，我认为主题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对于落后的顽皮的儿童不要厌弃他，不要伤害他的心理，要爱护他，热情帮助他，使他健康成长。因此说小说不仅对儿童有教育意义，而对从事教育的人同样有启发、教育作用，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小说在情节上有些不尽合理的失真之处；像高老师让水欣竹一同上街卖鱼一节，高为什么离开孩子让他自己去卖，又为什么不找孩子而自己先回家了，好像故意安排孩子自己卖鱼而去受骗，明知道是第一次上街的孩子，以找不到为由而自己先回家，这多少有损于高爱护儿童的形象。还有像牯牛打架，一般放牛娃都懂得这是干不得的。常在一起放牧的牛是不打架的，打架的牛是不能在一起放牧的，我认为在水欣竹已有觉悟提高的时候再玩这种危险的赌注，是不合适的。再者，对水欣竹的转变的内心活动应再深入细腻些描绘才好。这是我的一管之见，也可能不正确，是不懂儿童文学的外行之见。看后有啥讲啥，才能使读者与作者心相通啊！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你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了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望你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用你的辛勤劳动，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更好的读物来，孩子们在期待着！

    上个月我曾去汉寿一次，先是搞防汛抢险，后两天又匆匆看了几个工厂与公社的生产情况，因时间安排较紧，未及看望你，请谅，下次到汉寿去时，一定登门拜访。别不多谈了。

    致礼！

    杨汇泉

    1982年7月26日

    读了这封信，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是感激，没想到身为专员的他，公务那么繁忙，还果真挤出时间对一个无名小辈的作品予以仔细的斧正。二是汗颜。不能让别人知道专员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三是暗下决心，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要创作出能够得到杨专员好评的作品。不久，湖南省作家协会召开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围绕如何真实地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展开讨论。会上，轮到我发言时，我鼓起勇气讲了杨汇泉对《欢笑的碧莲河》的批评意见。没想到引起了会议主持人谢璞、金振林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对如何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于是，《作家通讯》在当年的第4期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封信。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界的美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发表一篇作品，都要寄给杨汇泉指正，觉得找到了一位好老师。三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他给我的第二封信。

    杨远新同志：

    你的几篇作品，工余之暇，浏览了一遍，总的感觉，你的创作热情很高，日夜挥笔，辛勤劳动，在短期内作品迭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贵的。你的几篇作品具有滨湖农村的特色，主题是好的，思想情调也是健康的，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能够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读后使人没有沉闷窒息的不快之感；我还觉得，你有一种不避讳自己作品中的缺点、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难得态度，因此我也就直言：你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平淡，缺乏深刻的启示和感染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性。由于我的欣赏水平有限和时间所限，对你的作品不能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以及表现形式上去分析，仅在语言上我觉得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语言要准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表达你要描写的内容。应反复琢磨用哪个词最准确，最能充分表达了你的意思；如果那个词不够准确，读了还可能使人“反胃口”。比如《沅水哗哗》中写到的“金色的芦苇”，芦苇从发芽到收割，什么时候呈现过金黄色呢？我认为不太准确。又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易使人理解为几十年努力总结经验。还有，“他暗暗庆幸自己多年来统治春柳湖的这一手……”，哪个党支部书记（变质分子例外）能把自己负责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统治地方，把自己单位的群众看成是自己统治下的人民？这不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感情。你那篇短文中把手中笔比作放大镜，这个比喻没有错，却也不尽适宜。既然是放大镜，那就既可以把光明美好放大，也可以把丑恶阴暗的东西放大，文学这支笔抑浊扬清的作用就没有全面的表现出来。高尔基说过，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要做到量体裁衣，恰如其分，准确地表达你要反映的内容。我记得《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写了一段这样的故事：红海军把来犯的英国军舰打得大败，有人报告斯大林说：“英国船撤退了。”斯大林说：“唔，应该说是赶快逃跑了。”撤退是自动退出，而逃跑是被人撵走的。这样一改，很准确。

    二、语言要简练。写文章要求文字简练，写小说我认为不管对情节的描述，还是内心活动的刻画，人物的对话，也都要求文字简练。就是没有累赘和堆砌的东西，以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我认为你发表的这几篇作品都还有“精加工”的余地。像《沅水哗哗》中开头描绘的什么“黄霜霜，油光光，鱼白色的，超过银白色的，在多褶似的，默黛色的”等等，是否形容词堆砌多了点。大家都知道，欧阳修《醉翁亭记》稿起初说“滁如四面皆山……”凡数十字，改后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其言简意赅。还有“人声嚷嚷，沅水哗哗，芦苇沙沙，矶头默默……”一段，如将“矶头默默”去掉，不仅不损意境，还衬托了人们沉默的气氛。你说对吗？鲁迅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古人说“惜墨如金”，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得出的格言。蒙古有句谚语：“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废话。”注意用词的简练，这是写文章下苦工夫的表现。当然，我们说文字简练不等于苟简。不能专从字数上着眼，忽视了内容的正确表达和语言的准确性。

    三、语言要优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朴素、精炼，还要求语言优美。文字作品作为一种感染力量，不能不注意语言的美学职能。你尽力用农民群众中的语言来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感情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应注意，并非群众中一切语言、方言、俗语都可以成为文学语言。像你的《沅水哗哗》中什么“小吉八入的杂种”，就过野了。“狗拨正得神”，能把犯错误的人比作狗吗？“回到摸脚坑子摸手坑子的年代”两语重复，一般人难以体会到。对群众中的语言，要熟悉，群众语言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运用时要选择、洗练，如金子是在矿石中的，但矿石不都是金子。高尔基说过：“我们把语言分做文学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那意思不过是说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巨匠加工过的语言。”因此，文艺作品要从日常丰富的口语中严格挑选那些最准确、最生动、最优美、最有意义的字眼。应以典型的形象、优美的语言打动读者。

    总之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文学家，没有不痛感自己语汇穷乏，至于一般人那就更甭说了。所以要从事文艺创作，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学习语言，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外一些艺术大师们学习。要培养自己对语言的兴趣，要锻炼自己对语言敏锐的感觉，要有苦学苦练文学语言的毅力。这样累月积年，不断磨砺，才能提高语言艺术，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

    以上说的近乎吹毛求疵，也不一定的是疵；道理是尽人皆知的，也是些多余的话。不过，我还是一句老话：外行说话胆子大。读了你的作品，感到什么，就说什么，对与不对供你参考。我衷心希望你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做出新的成绩，写出质量更高的作品来。这是一个革命老兵对你们青年人的希望，也是一个读者对你们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讲的不少了，就此搁笔。顺此

    敬礼！

    杨汇泉

    1982.11.19

    湖南省文联主办、198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联通讯》5·6期合刊，发表了这封信。

    二

    我第一次见到杨汇泉同志，记得是在1983年元月召开的常德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由于地委对文艺创作的重视，全区各市县创作组的创作员作为特殊代表，列席大会，这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那天比较冷，他在台上作报告穿的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他作完报告，听别的代表作典型发言，中间有人向他悄声报告了什么，他走下主席台，那样子好像是有事要处理。我身边的同行鼓励我上去与他打个招呼。我跨出千人会议室，走道上就我们两个人，我迎上去喊了声“杨专员”，作了自我介绍。他向我伸出手，眼睛盯着我，“你就是杨远新。你我神交已久。”我本来有些紧张。听了他这话我一下轻松下来。这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时间很短，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到他家里做客。他的形象很英俊，眼睛很有神，和蔼可亲，走路一线风。第一次见面时间虽短，交谈虽少，但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觉得他不仅是个好领导，更是个好长者。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这一次有了较多的时间聆听他的教诲。1983年5月，我应小溪流杂志社的邀请，住在省委接待处北栋修改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得知刚在机构改革中升任副省长的杨汇泉办公、住宿都在省委接待处的南栋。一天上午，我来到南栋2楼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喊了声“杨省长”。他抬头见到我，问：“你怎么来啦？”他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鼓励我多为孩子们写作。我看见他桌上堆成小山似的文件，还有一批又一批找他汇报工作的人，不忍心占用他太多的时间，起身告辞。这时，我才认真观察了一眼他的办公室。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沙发，一个茶几。他送我到门口，对我说：“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再聊聊。”那时他刚到省政府履新，家人还在常德。用餐都在省委接待处。下班后属于自由人。我早知道散步是他的习惯。我有个好朋友在常德地委工作，住在地委大院居中的一栋老式平房里，旁边有一条乳桢树相夹的甬道，杨汇泉经常在那条甬道上散步。1982年的冬天，我去常德开会，住在朋友家，凌晨朋友推醒我，说：“你听！杨专员在外面散步。你去见见他吧！”我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他在信中给予了批评，打算写出好的作品了再去见他。那时的我，不单是我，应该是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比较单纯。这次他约我散步，我自然联想起了这一幕。此时，我们已经有过两次见面，虽然短暂，但令我感到亲切、无拘无束。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他说。那天晚饭后，我早早地来到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绿茵茵的草坪里，半个小时后，他从大厅走了出来，我迎了上去。我陪着他，围绕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草坪漫步。那一次谈的话题很广泛，但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开始我不紧张，越往深里谈，我反倒紧张起来，因为一问一答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肤浅而贫乏，与他比较有着天壤之别。我暗下决心，要多读书，不然就辜负了他的希望。这次我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了一点要求：省作家协会拟推荐我上大学，但名额少，竞争很激烈。我很想上大学充电。意思是请他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推荐时向我倾斜一下。他稍作沉吟，对我说了一席很深刻的话。大意是：先把基础打牢，上大学有的是机会，大作家，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也有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像高尔基、浩然等等。等到自身有势力跟人家竞争了，再去上大学深造，会对你更有利。他没有列举他自己。我知道他少年时代半务农半习读，仅上过五年小学，这次从上至下的机构改革，都注重选有大学文凭者。他是正、副省长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虽然没列举他自己。但我自然想到了这一点。我听了他的话，往后的日子里，我以汉寿县沧浪渔场做生活基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创作，同时自学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创作上也小有收获。经杨汇泉指点修改后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认可，于1985年出版了单行本。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相继发表，还有一大批短篇小说《鲤鱼风波》《春柳湖上》等，散文《鳖园绿了》《是为了报答吗？》等，报告文学《三十二年风雨路》《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等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汉寿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我政治上、生活上均十分关心。送我进党校学习。县委周立民书记经常带我下乡调查研究。每年给我立功授奖。我人生中呈现出一个小小的黄金期。有人开玩笑说：这都是因为杨省长重视你。这也是，也不全是。因为汉寿县委的历届领导都很重视文艺创作，我所经历的几届县委书记：白连清、何秋舫、周立民、刘昌进、左连生，都对我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正因如此，汉寿县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作组，专门机构、专门经费，一直保持了13年，以老带新。如果没有这13年的培养、历练。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说：有了杨省长对我的关心、重视，汉寿县委的领导对文艺创作更加重视，对我更加关心。那个时期，各级领导对文艺的重视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领导者的作秀。如今，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色草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地面加黑黑压压的小车，然它却存留在了我心中。绿草坪，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我在文学湘军中只算作很普通的一员，却能得到杨省长的如此重视。他对整个湖南文艺事业更是重视，他不分管文艺，但是他管钱，总是向文艺倾斜。我以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为证。198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但没有钱。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璞、金振林、邬朝祝，把我从汉寿召到长沙，要我去给杨省长送要钱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找杨省长办过任何事，无论是公，还是私。这次我只好一试。报告送到他手上，他二话没说，批给了评奖所需的全部费用。

    1988年，常德市文联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再次推荐我上大学。被推荐者湖南几十人，全国上千人，比拼发表出版的作品，比拼已拿到的大专文凭，比拼外语和考试成绩，过关斩将，我终于闯了过来。最终由武汉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录取30人。我成为30人之一。但一道难题出现在我面前：4000元学费哪里来？当时对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我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无从解决。我迫不得已，向杨省长写了个报告，并送到他家里。上楼之前，我心里忐忑不安。那个夏夜很热，气温高达40度。我上到4楼大汗淋漓，这汗水更多的是内心的紧张蒸发出来的。我敲开门，见到杨省长，心里反倒轻松了。面对慈祥善良的长者，我把心里想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对我考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表露出高兴的心情，肯定我这些年在创作上的进步。至于学费，他问《小溪流》能不能给予支持。我说《小溪流》自收自支，赚点钱要用在孩子们身上。他连连点头。他点燃一支烟，坐在陈旧的木制沙发上沉吟片刻，然后提笔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对我说：“还是请你的家乡支持你吧！”他没有凭借主管全省财政金融的权力，从省库中为我支付4000元学费，然而又很好地为我解决了难题。我拿着他的批示，回到养育我的家乡，常德市和汉寿县的相关领导积极落实他的批示，圆了我上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梦。

    入学之前，1988年8月14日夜，我去杨省长家。他十分高兴，当即泼墨挥毫：“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录杨万里诗赠远新同志勉。杨汇泉戊辰夏。”我把这飞的龙舞的凤随身携带，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学习的日子里，它成为了我求知路上破解一道道难题的动力。

    三

    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还在武汉大学上学。1989年5月16日清晨，我从学校的大喇叭中听到那条他被罢免的消息，我心里像被锥子扎了似的难受，我站在枫园4舍419的阳台上，面对云雾缭绕的东湖和磨山，我发问：这个世界怎么啦？为什么把一个这么好的省长给罢免了？不能把清理整顿公司不力的责任全怪罪在他头上呀！他是个清官呀！对他家里吃的用的我都十分清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餐桌上没有高档菜，客厅里没有像样的沙发，就连他穿的背心都打了补丁。他南下湖南工作这么多年，就连给爱女取的名字“湘陵”“振湘”等也深深烙上了对湖南的真情，他除了依然保持着山东人的饮食习惯爱大葱沾浆，对辣椒、腊制品保持一定距离以外，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三湘四水，湖南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无情地对待一位真诚、善良、勤勉、廉政而又睿智的齐鲁汉子？那一刻，我这个湖南人，对某些湖南人的愚蠢行为痛恨到了极点。自以为聪明，其实还是南蛮子。

    我给他写信，他没有回我，这令我更加牵挂。我从武汉大学放假回长沙。火车上，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他的议论，没有一个谈论者不是愤愤不平，都抱怨湖南人只会搞窝里斗，经济发展缓慢，却把一个会抓经济的省长给罢了。对他的去留有很多传说，有传他调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等等。不论结果如何，这充分表露了人们呼唤正义的心声。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商量，怎样去看望杨省长。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买了两盒汉寿出产的茶叶。我和妻子陈双娥带着7岁的儿子上他家看望。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此前，我都是单独上他家，每次上他家从来没带过礼品。相反，我每次从他家走的时候，他的夫人、我称之为伯母的杨芝华都会送给我一些生活、学习用品，特别是我在《小溪流》当编辑的那两年日子里，未在长沙安家，吃食堂，住办公室，芝华伯母对我的生活很关心，每次总会把豆腐干、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塞给我。这次也不例外，临走时，芝华伯母给我儿子送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推也推不掉。我们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上他家的，他经历了那样大的风波和折磨，身心肯定很难受，我们要好好地安慰他。没想到见面后事先准备好的安慰语，一句也没用上。因为他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依然像以前那样满面红光，双眼如炬，话题打开，谈笑风生。芝华伯母悄声对我说：“这个老头子，肚量大得很。女儿们气得要死，他却像没得事的。熊书记上门来安慰他了，当着我的面表了硬态，保证老头子的所有待遇不变。”听了芝华伯母的话，特别是看到杨省长的身体仍像风波以前那样硬健，我感到很放心。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党和人民一定不会冷落他这样的好党员、好公仆。

    四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作为特例，可与应届毕业生一样享有国家分配工作的权利。我被安排到省公安厅当代警察杂志社工作。我向他报告，他告诫我两点：要继续坚持给孩子们写作，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保持与洞庭湖农民渔民的血肉联系。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编审，主管文字工作，有两点感到压力：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头条稿件，二是怕出差错。每期样刊印出，我第一时间送到他的案头，他总是耐心细致的审阅，替我把关。他把自己写得最好的作品给《当代警察》首发，如《访美散记》《芝麻官餐馆》《钓翁之意不在鱼》等等。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文章的发表，突破了行业杂志的局限，吸引了更多社会层面人士的关注，对扩大《当代警察》的发行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由10多万份，上升到30多万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功劳。时任公安厅长的李贻衡同志高兴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他写给杨汇泉的一封感谢信交给我，嘱我立即送去，并再三交代，恳请汇泉同志继续支持《当代警察》。

    我在省城的工作稳定下来后，杨汇泉想方设法帮我解决妻子的工作调动。这是他精神上受到打击，最痛苦的日子。我在他面前从不提起家庭的困难，他总是关心地问到。为此，他致信省供销社常务副主任李丽君同志：“汉寿县供销社会计陈双娥同志，因其爱人在公安厅工作，长期夫妇分居，家庭困难较大，要求能调到省供销社工作，以解决夫妇分居的问题，请你费心帮忙，能否予以照顾安排。并致谢！敬礼！杨汇泉，1991年4月12日。”当我把这封信送到李丽君同志手上时，她看后爽快地说：“汇泉同志是个好领导。他主管财贸那么多年。对我们供销社支持很大。当年建留芳宾馆，如果不是他拍板，就搞不成。他从来没有因私事给我写过条子，这是第一次。他现在虽然不在省长任上了，但我对他更加敬重。”这是原话，我至今一字不忘。凭借他的威望和人品，我一家得以团聚在长沙。

    由于说不清的原因，有人要把我调出当代警察，他利用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向有关领导介绍我的为人和特长。那意思是希望知人善用，别把我的专业之长浪费了。杨汇泉作为山东汉子，他是很少开口求人的。为了我，他开口求人，可见对我的一片关爱之心。当时，我没有向他提出过要求，我也不知道他为了我的工作求人这一幕。这是事隔多年之后，当年曾经误怪了我的那位领导亲口对我说的。

    公安厅来了新的厅长，进行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凡是科长、处长，一律竞争上岗。我既然入了这条道，就得按这条道上的规矩办。是人就离不开人间烟火，就无法做圣人。我当然得积极参与竞争。我拟好了竞争报告，请他替我把关。他戴上老花眼镜，台灯下帮我一字一句的斟改，其情其景，我终生难忘。2001年3月，公安厅正式拉开职位竞争的帷幕，方案公布，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年龄以45岁划线，凡当年12月31日前满45岁的，概无资格参与职位竞争。与我同在户政处任职的8位科长，仅有1位在划定的年龄线以内，其余均被自然淘汰出局，我这位秘书科长也不例外。杨省长字斟句酌替我改定的竞争报告没有派上用场，变成了一纸废文，多亏了他老人家一片苦心。如今想来都感到有几分心酸与苍凉。他是一直不主张我为官的，只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造化。没想到命运之神却与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人到中年却误入歧途，进亦难，退亦难。难怪当年我向他报告从武汉大学分配到公安厅工作时，他沉吟片刻没说话。他太了解官场了，他太了解我了。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官场毫无建树，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相反，如果他看不到我的新作，他就会严厉地追问。在我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白天工作，夜里奋力写作，我把他书赠给我的条幅时刻挂在心上：“困知勉行。”作为向前的动力。

    我出版儿童长篇小说《雾过洞庭湖》，他亲笔作序言：

    大家知道杨远新同志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近十年来推出的十多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公安战线这一特殊社会层面的血与火、善与恶、罪与法的激烈斗争。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临危指挥若定、多谋善断的领导，一个个生死不惧、勇擒凶顽的英雄民警，栩栩如生，生动感人，受到读者钦敬。其实他不仅擅长公安文学，还擅长儿童文学。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获得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其后不断有新作问世，去年又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孤胆邱克》。这些像乳汁一样的作品，为少年儿童增添了精神食粮，充实了儿童文学宝库。他也成为了一位颇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

    《雾过洞庭湖》则是一部将公安文学与儿童文学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优秀小说。作者认为：“侦探文学是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文学，也是最能表现真、善、美与假、丑、恶激烈冲撞搏斗的文学，让少年儿童走进这一领域，直接受到锻炼，启迪，懂得社会，懂得人生，从小就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一创作思想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作者以洞庭湖为背景、芦苇滩为舞台，将惊险复杂的斗争故事高度浓缩于一个黑夜，让小说主人公充分展示其诚实、智慧和勇敢的可贵品质。在同邪恶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童趣和少年儿童特有的想像力、机智、技能和顽强精神。矫如雏鹰搏击于浩浩洞庭湖上，游刃于茫茫芦苇荡中，在细小的身躯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英雄出少年。刚鹰子这一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典型形象，当会给小读者以极深刻、极生动、极鲜明的印象，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心，鼓励少年儿童向邪恶作斗争的勇气和意志。作者在这里赋予少年儿童的不仅是特有的生命活力，同时赋予他们观察社会生活人生世界的眼光。所谓童心不只是天真活泼，且有更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最不能容忍谎言伪诈，以势欺人，而奋起抗争，还有更深厚的同情心，对遭遇不幸，蒙受危难的人，发出不平的呼声，不顾个人安危，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们不是超然现实社会之外，而有与大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希冀与梦想。其实这也是作者观察现实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的一种体验和理想，寄希望于孩子身上。

    杨远新同志在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30年，至今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地为少年儿童写作，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同时反映了一个作家对儿童的拳拳爱心。爱儿童就是热爱祖国的未来，爱儿童就意味着奉献，唯有爱心才能浇灌出可爱的花朵。我们要使儿童文学园地繁花似锦，就要有更多的不谋财富，不图显赫，默默梳理花木的园丁。大家在期待着。

    他不仅关心我，还特别关心我儿子的成长。2000年我儿子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朦胧年华》，他很高兴。他手书条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录尚书句赠杨一萌同学勉。杨汇泉，庚辰冬。”2005年我儿子远赴英国萨里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临行前向杨省长道别。他语重心长地对我儿子说：“你爸爸不是最聪明的人，但他是最勤奋的人。你很聪明，如果加上你爸爸一样的勤奋，就一定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好。”他教育我儿子到了国外要经得起各种诱惑，要永远抱定一颗爱国之心。他对我儿子写的文章也十分关注，认为比我的写得要好，智商、情商都要比我高。由于他的关心鼓励，我儿子一边攻读专业，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他牢记杨爷爷的话，力争平衡地驾驭科学和文学两翼，在人生的轨道上飞翔。2009年6月我儿子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水晶苹果》。2009年10月我妻子陈双娥评上了国家二级作家职称。相关报刊、网络发表《湖南第一创作家庭》的文章，称“全家皆作家，常开会讨论创作。在湖南创造了一家发表作品最多，获奖作品最多两个第一。”所有这些多亏了杨汇泉数年如一日的辛勤培育和无微不至的关爱。

    我和我的妻儿，只是他关心的无数个业余作者中的一例。他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不顾低温严寒，亲往汉寿，参加那里的文学活动，与唐浩明、彭见明、田树德等一道为汉寿县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讲授文学创作知识。像作家水远宪、诗人于沙、编辑家肖汉初，等等，举不胜举，都得到过他的关爱。杨汇泉不仅是我的贵人，也是湖南众多文艺工作者的贵人。

    2010年11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