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的时候，澳门还是一个小渔村，而现在己发展成为以欧式建筑为主的城市，常住人口达一万余人，流动人口达三万余人每天都有大量商贸往来国际城市，其中定居的中国居民约有六到八千，虽然说这和澳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人的勤奋劳动分不开，但公平的说，葡萄牙殖民者也确实起到了相大的主导作用。
另外天主教在澳门的势力很大，在1555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到达澳门开始传教活动，后来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和圣加那女修会也都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因此澳门的天主教势力大増，还建立了宗教审判庭，而且在澳门重大事情的决议中，教会也都派出神职人员参与其中讨论，而在中国内陆的传教士也基本都要先到澳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等等。
因此葡萄牙派出使团访问中国，最大的目标就是继续保留租借澳门的权力，当然葡萄牙也主动提出，租金可以重新商议，因为在1553年，葡萄牙刚刚租借澳门的时侯，租金一年五百两白银，在另一时空里，清廷取得了中国的统治权之后，也仍然以这个价格继续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
不过由于近在咫尺，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对这一次中国的改朝换代过程十分清楚，而且也知道新建立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和过去明朝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且由于中华帝国鼓励商贸来往，因此这几年来澳门的生意也非常兴隆，每年的收益都在上涨。
但葡萄牙人也估计到，一年五百两的租金是肯定糊弄不过去的，因此经过了澳门总督费苏沙和澳门议事会也决定，那怕是把租金提升到一年五万两白银都可以，只要是能够继续租借澳门，毕竞澳门毎年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而现任的澳门总督费苏沙也亲自赶到南京，参与谈判。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六章 东西方的交流（三）
不过在双方举行谈判的第一天，中国方面就让葡萄牙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中方的谈判代表李格非直接告诉费苏沙，中国将收回澳门的主权，不再将澳门继续出租给葡萄牙。
费苏沙当时就大惊失色，立刻拿出了与明朝签定的租借协议，企图据理力争一番，但李格非看都没有这些文件，告诉费苏沙，那是葡萄牙与明朝签定的协议，与中华帝国无关，要想分辩就去找明朝分辩，但中华帝国必须收回澳门的主权。
费苏沙只好又东扯西拉，说什么葡萄牙在澳门经营了近一百年，投资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才把澳门建设成现在的国际城市，而且现在在澳门还有大量的葡萄牙居民，一但中国收回澳门主权，必须赔偿葡萄牙的损失，以及葡萄牙居民的搬迁费用。
但李格非逐一反驳了费苏沙提出的要求，虽然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毎年也从澳门赚取了大量的收益，早就己经收回了当年的投资成本，因此赔偿损失的事情不用再讨论。
不过考虑葡萄牙确实为澳门做出过贡献，因此中国可以把澳门设为葡萄牙的专用贸易港，并允许葡萄牙在这里建商馆，进行贸易活动，甚致可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葡萄牙在澳门的居民，仍然可以留在澳门定居，从事各种职业，但澳门的主权中国必须收回，当然考虑到中葡两国的传统友谊，中华帝国希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澳门的主权问题，不过如果葡萄牙方面执意不想归还澳门主权，那么中国方面就会考虑收回澳门的其他方法。
谈到了这一步，费苏萨那还听不出潜台词，因此也无言以对，只能推说这样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必须请示葡萄牙国内。
当然这到也是事实，李格非也不能强迫费苏沙立刻答应下来，因此也给了葡萄牙三年时间，在三年之内，必须给中国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中国就视葡萄牙挋绝归还澳门主权，那怕就将釆取其他方法。
而葡萄牙的失望，也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失望。
其实天主教和中国更没有利益冲突，随着中国的重新统一，被分为南北两方的教会也重新统一，并且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力，而且这次中国访欧，又解决了吕宋教区和教徒祭祖的问题，因此教会上下也都鼓足了干劲，准备在中国大干一番，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这次天主教总部派出使团访问中国，完全是一次打酱油的经过，最多是加强一下罗马教庭和中国的联系来往。
但只有耶稣会才能在中国传教，而中国己经决定，三年之内必须收回澳门的主权，在澳门还有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和圣加那女修会，那么这些教会是否会被中国驱逐呢。
对此中国的回答是，在澳门的其他教会可以继续保留，但必须尊守中国的法律，合法传教，没有宗教特权，另外必须取消宗教审判庭，这也就意味着天主教会在东方的唯一一个特权区也将消亡。
不过天主教会现在没有任何能够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也只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不管怎么说，中国还保留了各教会在澳门的传教资格，没有全部驱离，只是取缔天主教会在澳门地区的特权，严格来说，天主教并没有损失什么，毕竟天主教的神权丧失，己经是大势所趋，这一点除了教会的极少数顽固狂热份子以外，其他人都看得十分清楚。
当然葡萄牙、教会虽然都有种种失意，但也毕竟还是有所收获，并非一无所得，另外向瑞典、丹麦这些国家纯粹就是来打酱油的，根本就没和中国进行任何谈判，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了。
而在所有国家中，最失望的，当然非荷兰莫属，这次荷兰派出使团到中国来，是希望重新与中国修复关系，因为现在中国与荷兰断绝了贸易来往之后，虽然荷兰还可以从其他国家，主要是英国那里获得中国的商品，但毕竟是转了一道手的，因此也给荷兰东印度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另一方面，在以前的亚洲是荷兰一家独大，基本控制了欧洲与中国近八成的贸易量，但现在商毅一面扩大与欧洲的贸易来往，一面又将欧洲其他的国家也引入中国的贸易圈里，由其是和英国基本己经形成紧密的贸易关纟，也使荷兰在亚洲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这也是荷兰在欧洲不敢与英国轻易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现在荷兰也急需要恢复和中国的贸易来往，而且还需要是和英国一样的最惠贸易国关系。
但中国对荷兰的态度却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同，因为荷兰曾经帮助过清廷，因此中国要求荷兰方面给予赔偿，才能恢复与荷兰的贸易关系，但不给荷兰最惠贸易国的待遇，只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而作为对等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允许中国在巴达维亚和荷兰本土建立商馆。
不过荷兰只同意对中国赔款，但拒绝中国在巴达维亚和荷兰建立商馆，而且就是赔款，也不能超过五十了，因为荷兰方面不承认自己是帮助清廷，而是正常的贸易来往关系。
荷兰和英法等国不同，在亚洲由其是东南亚地区，荷兰有很大的势力，己经将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需要用其他的利益去中国交换，另外经过了三十年战争的胜利之后，荷兰人的心气也很高，仍然还希望继续垄断亚洲的贸易，因此和中国的目标有根本性的冲突。
结果双方一连谈了五天，都没有谈陇，最后荷兰人只能败兴离开中国。
其实在中原大战期间，荷兰对清廷的帮助并不算大，也就是像征性的派出了几条战船，而且也并没有和中华军直接交战，说起来和日本、朝鲜直接出兵参战要好得多，而且商毅也并不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只是现在商毅的海洋战略是将中国的势力扩展到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控制马六甲海峡，让中国来主导整个东亚、东南亚的事务，而目前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挑战中国的，就是荷兰。
而荷兰又是一个纯粹的海上国家，海洋贸易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不会放弃在亚洲的利益，因此双方的矛盾其实基本是不可调合的，最终只能用战争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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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和欧洲各国进行紧张谈判的同时，商毅也下令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展览，将这次访欧使团在欧洲购买的物品对百姓进行免费的展出。
这次访欧使团把在欧洲销售货物的资金全部都用来购买了欧洲的各种物品，当然其中也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计划在中国进行销售的商品，另一部份是用于赠送其他官员，或者是一些有记念价值的物品，前者即是展出，同时也是一次促销活动，而后者基本只是展出，只有少量会标价出售。
同时展出的还有欧洲各国君主王室赠送给中国或者是商毅的物品，这些物品大多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或艺术品，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欧洲各国君主的肖像画，这就是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欧洲君主都喜欢将自己的肖像画当礼物送人，而中国绝计不会，另外就是随团的画匠在欧洲各国，以及沿途绘画的风景、人物图画，虽然画功一些，但在没有照相技术的古代，这是唯一能够形像展示异域风貌的方式。
因此展览开始之后，也吸引了大量南京市民来观看，因为经过了七八年的宣传、商贸来往和潜移默化，现在南方的中国人基本都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世界观概念，知道中国并不是天下唯一的国家，在大洋彼岸还存在着不少其他的国家也基本深入了人心。
不过虽然中国和欧洲各国已经通商，但基本都是欧洲各国来买中国的啇品，带到中国来出售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钟表、鼻烟壶、玻璃制品和金银制品，因为一来中国现在还是小农经济为主，自己自足，对外来品并不需要，二来也是东西的观念不用，欧洲人也不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来往一趟不容易，因此也不敢瞎带。
而现在中国第一次派出的访欧船队回归，带回来大量的异国物品，千奇百怪，各种各样，再加上宣传也十分到位，因此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绝大部份百姓也都想来看个热闹，也有人是有目地而来，商人多半是盯着各种欧洲的商品，揣摩它们的价值、销售的空间和利润，还有许多学者对海外世界非常有兴趣，希望更为直观的了解海外世界，虽然说帝国以前也做过不少的宣传，但大多是以文字为主，而这次不仅有大量实物，还有大量的图画，当然可以满足不少人的心愿，甴其是学生，也成为这次展览的主力。
结果一连十天，毎天来观看展览的人都络绎不绝，有人几乎是天天都来，反复观看，还有不少人是从南京周边，甚致是其他省赶来的。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七章 东西方的交流（四）
中国人自己挑选的东西，果然目光准确很多，在十天时间里，从欧洲釆购的商品也卖出了七成有余，这个结果这也说明，其实欧洲的商品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
当然商毅也知道，这只是中国第一次从欧洲大量进口商品，还不能完全说眀问题，虽然说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欧洲各国还有一种优越心理，但也有相当一部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来购买欧洲商品，而并非出于自己真正的生活需要，因此也责令商业部进行调查，看一看那些欧洲商品是中国人的日常需要品，在以后的经济来往中也好有眀确的目标。
商毅虽然不是学经济专业出身，但也知道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是顺差大于逆差好过逆差大于顺差，因为贸易顺差也就意味着有钱赚，可以増加财政收入；而贸易逆差就意味着赔钱，出现财政赤字。
但进出口顺差值并不是越大越好，或总是处于顺差状况，而是要保特在一个时间和限度，因为长时间的贸易顺差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而且贸易顺着一但超过了限度，就会造成大量外汇盈余，通常会致使本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也随之增长，因而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中基本就是处于长期的贸易顺差中，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逆差，而且顺差比极大，但并没有引发过通贷膨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的总量遍小，顺差收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而虽然也因为贸易顺差，和欧洲产生过紧张的矛盾，但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也拿中国没有办法，只能暗气暗憋，这种情况也一直持续到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开始。
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引起，而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中英贸易中，英国完全处于极大的贸易逆差地位，只能靠需入鸦片来填平贸易赤字。
而现在则不同了，中华帝国全面开禁通海，而且大力鼓励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来往，现在一年的贸易额达到了数亿帝国银元，比明朝增加了十余倍，而且帝国也一直都处于绝对的贸易顺差地位，以前是因为国内的战争需要，而现在全国统一，大的战争基本结束，双边的贸易量还会继续增加，如果中国还是长期处于高度贸易顺差的水平，早晚都会出问题，虽然这个时候的欧洲还不能对中国产生危胁，但在中国内部，引发通货膨胀，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现在商毅也要尽力想办法，从欧洲进口一部份商品，使自己的贸易顺差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以内，这样才能让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另外也加强中外的紧密联系与沟通，在商毅之后，就算有人想停止对外交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来，也做不到了。
当然近现代的经济学在欧洲也才刚刚开始起步，因此现在的中国人还不懂什么顺差、逆差、通货膨胀的概念，有的人虽然能够从字面上听懂了，但对期真实性也是半信半疑，毕竟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基本都是实行的实物地租而不是货币地租，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物价飞涨，但这都并不是因为货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的供应量，而是由于社会生产遭到各种因素的破坏，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才引起了物价上涨。
不过既然是商毅这么说了，那么就照做吧，反正以前的无数事实都证明过，商毅说的，基本都不会有错，而对于这种情况，商毅也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发达之后，再逐步产生出相关的理论知识来。
但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了，就是到这个时候，这一次访欧所花费的成本也都基本收回了，如果把剩余的商品都出售完的话，还能有一定的盈余，虽然盈利不多，但至少不亏本，而且考虑到这一次访欧并不是一次纯商业旅程，还有很大一部份政治目标在里，那就非常难得了。
当年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被停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出海的费用太大，国家背不起，尽管这一次访欧的规模要远远小于任何一次郑和下西洋之行，但致少能做到自己自足，不多花国库一分钱，也可以有力回击一部份人认为这次出访欧洲是耗废国库，毫无用处之行。
来访问中国的欧洲各国多少也都带来了一些商品，因此在各国的请求下，商毅也在展会上为各国划出一块展示销售本国商品的地方，同时也能进一步考查欧洲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同时商毅率性还划出一个舞台，让各国轮流展示自己的文化艺术。
这一下展览还带万国大市场，因此也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观看，就像是一个大庙会一样。
有不少人都是专程来看各国的表演，虽然说因为语言不通，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表演的是啥玩意，但还是引得中国人喝釆不断，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节目太少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免费看戏的机会，当然都不会错也，演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图个热闹就行了，不过这时在南京懂外语的人也不少，而且传教士，还有外籍的雇佣兵现在也都差不多会了中文，因此在台下充当翻译，为观众免费介绍剧情内容，也受到不少民众的热捧。
展览一直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此其间，中国方面又为各国使团中的学者也都安排了不少活动，举行了好几次交流会，这次到中国来的欧洲学者的整体素质很高，不少人在欧洲都是十分知名的学者，都是因为在欧洲和访欧的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觉得还不够，并未充份了解中国文化，毕竟访欧的中国学者相对水平低一些，因此才专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求教。
而这一次和他们交流的，都是中国比较知名的学者了，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颜元等人都参加了这种交流，双方基本都是精英对精英，而且在商毅的主持下，中国方面己经翻译过了许多欧洲的书籍，相对来说，中国的学者对欧洲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这次交流，也比在欧洲更有现实意义。
尽管由于翻译水平的问题，使交流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双方都觉得受益非减，欧洲学者认识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学者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因为这时中国的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就己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峰，但受时代的限制，始终未能突破最后一步，而先前经过了商毅的启发，现在又从欧洲学者那里了解到了人文主义、天赋人权等概念，也为他们打开了一道新的思想大门，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还觉得意犹未尽，毕竟东西方的文化思想交流不是几次会谈就能够完成的，而且翻译的水平太落后，也颇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一部份欧洲学者向帝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长时间留在帝国，一边学习汉语，全面研究中国文化，一边进一步加强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毅当然是高举双手赞同，不仅立刻下旨批准，同时还给留在中国的欧洲学者安排专人教授汉浯，并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而等他们学会了汉语之后，可以给他们安排外语教师、翻译一类的工作。
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全面理这一次东西方的全面交流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对东西方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但从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各层、学术届和社会舆论对这次文化交流都是持赞同肯定态度，对商毅促成了这次交流也称赞不己。
但有赞同就有反对，仍然有一些思想顽固的中国学者强烈反对这种交流，他们仍然抱定中国是天下中心，天朝上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海外国家都是蛮夷之地，不识教化，不通礼仪，甚致不会人语，当然在他们眼里，除了汉语之外，其余的语言都不是人语，因此和他们谈论什么仁义大道，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中国对持他们，就应该是以上对下，而不是平等的交流。
也有一部份人是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商毅称帝之后的做为，并不苻合中国传统的圣贤之君，因此也引起了一部份人的不满，对帝国种种政策都看不顺眍，加上商毅是主张言论自甴的，于是也借这个机会，跳出来对这次东西方的交流大加指责，横挑鼻子竖挑眼，连欧洲人长得凹目隆鼻，头发有色也成了罪过。
当然这些反对的声音只是极小一部份，商毅也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也是主张言论自由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任何事情有多种声音出现，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总比一言堂要好得多。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八章 南京？北京？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外交虽然在唱主角，但并不表示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帝国的各种政务都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毕竟帝国刚刚完成了国家统一，还有许多事情都要处理。
帝国的国会也正在紧张的筹建中，而内阁也在加紧组建陕西、甘肃、山西、河北以及东北等几个省的行政机构，拟定各级行政人员。
就在五月中旬的时候，驻守北京的成进向南京发回公文，称清廷的残余份子现在都巳云集在蒙古，正在联合蒙古六部，携手与帝国对抗，蒙古骑兵数次欲跃关进犯，但都被中华军击败，不过成进向统战部请令建议，组织一次对蒙古的远程，狠狠教训一下满蒙的势力。
原来在密云地区被中华军击败之后，硕塞与博洛、岳乐合兵退到长城以外，这时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集合了两万大军，三人的败军约有五千余众，双方合兵共计有二万五千人马，驻军在热河一带，众人商议之后，认为现在中华军的实力强劲，而且势力正劲，不可力敌，因此决定再说服蒙古的另三盟，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出兵，才可以与中华军相抗衡。
硕塞、博洛、岳乐三人也知道，与蒙古联合，自己手里也要有兵有地盘才行，清廷在蒙古设有六盟，另外还有两个受清廷直接管辖的地区，就是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因此三人也决定，占领这两个地方，做为自已在蒙古的地盘基础。
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块自己的地盘立足，免得这几千人马都在自巳的盟旗里住着，还得供应吃喝好招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也供不起，因此也决定出兵帮他们占领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
而这时在陕西战场上，瓦达克和勒克德浑也从榆林一带撤入伊克昭盟，虽然瓦达克和勒克徳浑并没有和中华军交战，是一路退进了蒙古，但手下的士兵并不想陪他们到蒙古去吃砂子，因此在退出长城之后，散了大半，剩下的己不足二万人，基本都是满汉八旗的余部，绿营汉兵基本都跑光了，而瓦达克和勒克德浑在蒙古也需要一块立足之地，于是同样也把目光放在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上。
结果双方为了争夺清廷最后一块土地，差一点打起来，当然争地还是其次，主要争的还是一个大名份，虽然清廷己经灭亡了，但要连合蒙古六盟，还是需要有一个大名份，也就是说，要重新建立清廷，再拥立一个新皇帝，那么谁来做这个皇帝呢。
瓦达克、勒克徳浑、硕塞、博洛、岳乐五个人都是清廷的宗室，虽然硕塞是皇太极的四子，看起来是最有资格接任皇位的，但硕塞由皇太极的侧妃所出，生母的身份低不说，在刚生下硕塞不久之后，还被皇太极赐给了大臣，因此硕塞的身份也十分尴尬，而瓦达克、勒克徳浑都是礼亲王代善的嫡纟子孙，当然不可能拥立硕塞为新皇帝，但瓦达克更不够资格来坐这个皇位，结果双方各不相当，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
虽然说瓦达克和勒克徳浑的兵力占优，但支持他们佑只有伊克昭这一个盟，而硕塞、博洛、岳乐三人背后有三个盟，因此也是势均力敌，于是双方都积极的拉陇另二个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
不过这两个盟并不表态支持谁，而是居中调停，劝双方以和为贵，有事好商好量，毕竟还有大敌在侧，先自相残杀，这怎么也是说不过去命，这几个人到也都不是糊涂人，也知道现不是打大出手的时候，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归化城土默特归瓦达克、勒克徳浑；察合尔归硕塞、博洛、岳乐，大家平分，至于以后谁能继承清廷，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就这样总算是没有闹出内哄来，双方也都有一块根据地，内部矛盾缓和了之后，于是也都地矛头对准帝国。
当然帝国不会害怕蒙古，不过这个消息也把另一件重要的大事摆在了眼前，帝国的首都定在那里，虽然在收复南京之后，商毅就把自己的行政中心从杭州迁到了南京，算起来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了，现在南京不仅又恢复了惜日的繁华，还更胜从前，而且透露出一种兴兴向上的气氛，因此有不少人都认为，帝国应该把南京做为首都，正式确定下来。
因为帝国建立之动，就是以大力发展工商业、全面开通海外贸易，开海通国为基本国策，而商毅又主张走向海洋，全面参与全球的大航海贸易，而无论是工商业还是航海业，南方都要比北方发达，因此将帝国的首都定在南京，当然也方便执行这些基本国策，北京并非不重要，但与南京相比还是要差一些，可以校仿明朝的两京制度，以南京为首都，北京为陪都。
而另一批官员则正好相反，因为从元代以来，北京就是中国的首都，前后长达近四百年，其间只有朱元璋短暂的在南京建过都，因此中国的重心其实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另外现在全国虽然己经统一了，但还有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都没有收回来，都有可能危胁到帝国的边境，而这些地方基本都集中在北方，相对来说，南方面临的外部危胁并不大，如果以北京为都，对些地方的控制和管理要便利一些，因此还是仍然应该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陪都较好。
这两种意见确实都有道理，而且定都也确实是一件大事，无论是定在南京还是北京，都应该尽快确定下来，当然从人数上来说，主张定都南京的，肯定要大于定都北京，毕竟帝国在南京己经住了四五年，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南方人，因此当然都不希望到北京去。
不过在商毅心里，早就己经有了定论，首都还是应该在北京，南京仍然应该作为陪都，因为发展工商业、海外贸易这些事件，并不需要政府时时刻刻盯着，只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依律而行，尊照经规率来运行就可以了，政府最多只是监督一下，相反如果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了，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而且商毅也淸楚，现在帝国真正面临的危胁仍然是在北方，至少在两百年内，中国在南方的沿海地区都不会遇到太大的危胁，而在北方有蒙古、青海、新疆包括东北外兴安岭、库页岛等这些地方要并入帝国的版图，因此定都在北京，确实有利于帝国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些地区。
另外在更北的地方，还蹲着一头凶狠的北极熊，这头熊现在已经开始将利爪伸向了中国，在另一时空里，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将和这头大熊进行一次正面的较量，而从此以后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和这头大熊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头大熊始终都是中国最大的危胁，这些一来，定都北京，也确实有利于帝国看住这头北极熊，如果让商毅来和俄国谈《尼布楚条约》，是绝不会让出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尼布楚及东西伯利亚这大片的领土。
这些是外部因素，而从中国内部来说，中国的北方地区相对经济不发达，工商业基础差，思想也保守落后，因此也难以接受新的事物，社会改造的困难也要大一些，如果将首都设在北京，也有利于促进北方的社会生产改变。
于是商毅也招集内阁成员，将自己的考虑意见告诉给他们。
几位内阁成员中，基本都建南方人，不过在讨论国事上还是会顾全大局，因为商毅所说的几点意见都有道理，由其是北方的俄罗斯，也从欧洲各国的使团那里得知，这确实是一个庞然大国，想一想从中国到欧洲海路要走上九十个月，而俄罗斯竞然可以直接更恒在两地之间，也可见是何等庞大，由其是欧洲各国使臣都异口同声，称俄国人素来逞强好斗、凶残成性绝非善类，商毅把应付俄国的危胁也计算在其中，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
因此等商毅说完之后，王夫之才道：“皇上见识卓著，诚为我等所不及，只是迁都之事，辗转数千里，伤筋动骨，劳民耗财，又事关社稷安急，国本安宁，利害重大，因此不可轻易实行，而且现在北京刚刚收复，地方未宁，人心未安，也不可急于一时！”
李岩也道：“王首辅所言极是，虽然迁都北京，利多而憋少，但现在我中华新立，国本不固，人心不定，四境不安，因此确实不可轻易行迁都之举！”
商毅点了点头，笑道：“两卿所言，果然都是老诚持重，端持为国之语，朕也以为，只可先定都北京，而迁都之举，在五年以内，不可行施行，等五年之后，再视那时的情况而定！”
王夫之和李岩听了，也齐声道：“皇上圣明！”
商毅又道：“不过朕打算在八九月间巡视北京，各位以为如何。”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九章 中国西印度公司总督（一）
巡视国土，是皇帝的一项基本责任，中国绝大多数的皇帝在位其间，都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巡视，一方面是炫耀皇帝的权威，解决一些地方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各地的地方势力，体查地方的民情民意，体现皇帝的爱民之心，当然也不乏有以巡视为借口，实际是去各地游玩的皇帝，其中著名的有明武宗正徳皇帝朱厚照，还另一时空里的乾隆七下江南。
中华帝国虽然不以明朝的继承者自居，但毕竟都是由汉族建立的国家，因此对明朝留下来的遗产，帝国还是有完全接收下来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当然在这个时候，商毅决定巡视北京，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北京是淸廷入关之后的都城，同时也原来眀朝的都城，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在收复了北京之后，商毅以中华帝国皇帝的身份，巡视北京地区，同样俱有最大的政治意义，不仅可以安抚北京地区的百姓，同时还可以借这一次北巡，在北方宣示帝国的统治力，皇帝的权威，加强帝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力，震慑住少数不安定的人士，另外针对现在满蒙联手抗华的局势，也可以就近布置，还能鼓舞前方将士的士气。
无论帝国最终是否定都北京，什么时候迁都去北京，这一次巡视北京的行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内阁成员也都没有反对，一致同意了商毅的这次北京之行。
不过皇帝出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倩，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行程安排，随行人员怎样确定，不仅仅是在南京要准备，在北京同样也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派人预先检查，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另外现在各国的使臣还都在南京进行各种访问交流的活动，还有不少场合都需要商毅出席，因此估计要等到九月份这次北巡才能成行。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北巡的行程计划己经是确定下来了，各项工作也都开始进行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来通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入京勤见，现在郑成功正在殿外候旨，商毅听了，也点了点头，道：“宣他进来。”而几位内阁大臣见自己没事了，也都纷纷告辞离开。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也是专程赶来参观这次的欧洲之国的展览，在福建的南明绍武朝廷投降之后，商毅将福建暂时交给郑成功掌管，在去年十月十八日，商毅正式称帝建国，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也来到南京朝贺，郑成功向商毅请求，将福建移交给帝国管理，并派遣地方官员付责福建省的行政工作，商毅也答应了郑成功的要求，同时想将郑成功编制到南洋舰队中，当一名分舰队司令官，但被郑成功挽言谢绝，而当时商毅也没有想好怎样安置郑成功，只好将泉州还是留给郑成功，让他好安置旧部。
而听说访欧使团回来之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也都颇为感兴趣，因为在这个时代，郑氏父子是比较少的有海洋意识和海外战略目光的人，由其是郑芝龙，年轻的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在南洋诸国中往来穿梭，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诸国人周旋来往，对海外世界也有相当的认识。
而且父子两人也都商量好了，不打算在帝国政府中为官，而是重操当年郑芝龙的旧业，做一个海上商人去，现在己将部下遣散了大半，剩下少数比较亲信还有数千人，而且根随他们父子时间比较长的人，父子两也打算在近期内找机会向商毅提及，只是新年之后，中华军开始向清廷发动最后的进攻，郑氏父子也不便在这个时候打扰商毅，于是就拖了下来。